荀中介组织《中经》所刊四部法之起源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docxVIP

荀中介组织《中经》所刊四部法之起源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 2009年，《文献》第一版发表了董恩林关于郑梦《中经》的第一篇文章（以下简称董文）。董先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认为这四部编年史来自三国魏朱默所著的《中经》。鉴于董文注释中有两处涉及拙文《四部分类法之起源辨析》 一、 《清四部分类》断句的断句分析 正确的断句是正确理解史料的前提和基础。由于《隋书·经籍志序》中的一段史料对于辨清四部分类法的起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分析该段史料的深刻含义之前, 有必要首先厘清其断句问题。董文认为, 关于《隋书·经籍志序》中“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1. “部”即充填、图赞、染料 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 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 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 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我们不说其它, 单说汲冢书。众所周知, 汲冢竹书出土于晋武帝太康年间, “汲冢书”是荀勖新簿新创立的一个类目, 收录了汲冢出土竹简原书及时人的译注, 而该类目不可能出现于比荀勖《晋中经簿》更早之郑默《中经》, 因此,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只能是就荀勖新簿一书而言, 而绝不可能同时针对郑默《中经》及荀勖新簿。 2. 《隋书经籍志序》相关史料的理解 文在断句时, 并没有仔细研究“更”字的含义, 因而其断句也不恰当。与此句相同的记载, 出现于梁阮孝绪之《七录序》, 即“晋领秘书监荀勖, 因魏《中经》, 更著新簿。”笔者曾在《四部分类法之起源辨析》一文中分析过, 就《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 因魏《中经》, 更著《新簿》”而言, “更”似应理解为“又”、“再”之意, 但就《隋书·经籍志序》“秘书监荀勖, 又因《中经》, 更著《新簿》”而言, 则“更”又不应释为“又”、“再”, 原因是前句之首用“又”, 后句之首也用“又”义, 不符合文法。若依董文“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之断句, 则一句中同时出现两个“又”义, 这更是不可能。因此, 笔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 即此处之“更”字只能理解为“改”、“改变”之义。而且, 无论从语法, 乃至语境、诵读的角度而言, 此句断句为“秘书监荀勖, 又因《中经》, 更著新簿”都应较“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之断句更为恰当。 由此, 笔者认为, 对《隋书·经籍志序》相关史料的正确断句应为:“魏氏代汉, 采掇遗亡, 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 又因《中经》, 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而董文正是由于对此关键史料断句不恰当, 导致理解有误, 从而才产生了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这一不恰当的结论。 二、 经更著新簿或《中经新簿》 董文认为:古今多数学者之所以视荀勖为四部分类法的创始人, 一个关键因素是把“因魏《中经》更著新簿”中的“新簿”理解为荀勖所编目录书名, 或称为《中经新簿》。而“新簿”不是书名而是指《魏中经簿》的新本子, 即荀勖《晋中经簿》只是在郑默《魏中经簿》的基础上增加汲冢竹书而形成的新簿, 它并没有更新《魏中经簿》原有的分类。对此, 笔者的看法是: 1. “簿”即簿册、目录 新簿”一语中“新簿”不应理解为书名, 但我同时认为, 此句中“新簿”一词是否判定为书名, 却并非如董文所称的那样, 对确定四部分类法的起源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 “簿”即簿册、目录, 所谓“新簿”意即新的目录著作, 它究竟是董文所称荀勖稍加调整、缮写而成的新本子, 还是指分类体系已发生变化的新目录, 必须结合史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而不能仅据“新簿”不能断句为书名, 便妄下结论。此外, 需要说明的是, 《中经新簿》只是学术界对《晋中经簿》一种约定俗成的常用称谓, 由于《晋中经簿》是在《中经》之基础上形成的一部新的目录著作, 故相对于旧的《中经》而言, 称《晋中经簿》为《中经新簿》也无可厚非。 2. 关于著录图书的基本来源 董文引用了《七录序》的一段史料, 即“固乃因《七略》之辞, 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 袁山松亦录在其书。魏晋之世, 文籍逾广, 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 删定旧文, 时之论者, 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 因魏《中经》, 更著新薄, 虽分为十有余卷, 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 其书略尽, 江左草创, 十不一存。后虽鸠集, 淆乱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 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 换其乙丙之书, 没略众篇之名, 总以甲乙为次。” 既然荀勖新簿并没有沿袭《中经》的分类法, 那么“因魏《中经》”是指荀勖新簿因袭了《中经》哪一方面的内容呢?对此,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晋中经簿》著录图书的四个基本来源:一是《中经》已著录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