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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公田的假税 中国历史学家几乎一致同意，汉朝统治者向农民提供土地租赁（又称“官方土地”），以接受基本养老金。按照这种看法,武帝时“诸稻田使者”及“左右内史”等主管的“稻田”;宣帝、元帝及至东汉安帝时的“假民公田”,都一律被视为官府以公田租赁于民耕种并及收取地租——“假税”,从而使“假民公田”制成为了租佃公田制的代用词,也使租佃制成为了汉代官府经营“公田”的唯一方式,以致夸大了汉代社会租佃关系的存在比重,也带来了对汉代有关史籍在理解上的一系列疑难。 最近柳春藩同志写了《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一文,提出了汉代存在“地租型假税”、“地税型假税”及“渔采税型假税”的新论点。 (一) 西汉武术帝时期的“假与民” 目前,凡承认汉代存在以公田租赁于民而课取地租一一“假税”的同志,都是把武帝时“诸稻田使者”及“左右内史”经营国有稻田的情况,同宣帝以后才正式出现于史籍的“假民公田”记载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证的。这是因为,武帝之前和武帝时,史籍中设有正式出现过“假民公田”的记载。既然“假民公田”的正式记载的出现在宣帝以后,那么,武帝时有不有“假民公田”的事实呢?如果有,又是什么类型的呢?因此,有必要先从论证这一问题开始。 我们知道,西汉之初,由于继承了秦王朝的国有土地,汉高祖有可能在刚刚打败项羽统一全国之时,立即给大批“从军归”的“军吏卒”赐爵并赏赐田宅。 如果说上面所云还是出于分析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种分析是可信的。 首先,《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公元前8 0年)十月条有“故稻田使者燕仓”语。颜师古注引曹魏时人如谆日:“特为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入也。”这表明国有稻田,确有“假与民”者;而且“假与民”之后,是要收取不同于三十税一田租的租税的,否则,用不着专设“诸稻田使者”主其事。又昭帝时称燕仓其人为“故稻田使者”,则燕仓之为“稻田使者”,当在武帝时期,正与上述“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没入田田之”大体同时,这难道不说明武帝经营没入商贾土地的办法,也是“假与民”的办法吗? 其次,《汉书·沟洫志》载武帝时的诏令说:“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据此知武帝时左右内史掌管的国有稻田,数量不少。这种国有稻田,显然是租赁于民耕种而课取地租的,因为有“租挈”可证。所谓“租挈”,颜师古释为“收田租之约令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又谓“挈字同契”,可见“租挈”即收取地租的契约。耕种这种国有稻田的农民,其所缴纳的租谷量高于田租,故有“租挈重,不与郡同”的情况。因此,这里虽无“假民稻田”的记载,但只有以稻田租赁于民耕种才可能课取比田租要重的地租。这就是说,左右内使所主管国有稻田,也同“诸稻田使者”主管的稻田一样是“假与民收其税入”的“假民公田”。 再次,《汉书·王莽传》谓:“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这里的“异时”是指什么时候,不甚明确。但据其它记载,可知这里的“异时”也是指武帝时期。《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又云:“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还有《盐铁论·园池篇》说:“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刑,池篽之假,及北边置任任田官以瞻诸用,而犹未足。今欲罢之。”这种情况当指的是“今”(昭帝时)以前即武帝时的情况。据汉末李斐在给《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四月条的“北假田官”语作注说:“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故置田农之官。“这说明五原、北假等边郡也存在租佃型“假民公田”。 最后,武帝时被徙于朔方以南新秦中的徙民,也是假贷国有土地从事农耕的。《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6年),因败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接着便“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以实边。同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汉书·食货志》也说:“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募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此事,在《资治通鉴》里系于元狩三年秋。按武帝太初元年之前,均以十月为岁首,则此处之元狩三年秋与元狩四年冬,相距甚近。故二者很可能是一回事。武帝如何处置这些徙民呢?《汉书·食货志下》谓徙民的“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这种向徙民供给衣食的局面,既给官府造成了巨大困难,统治者自然要设法予以解决。史载武帝元狩四年连续改币制、算缗钱 综上所述,表明武帝时期确存在租佃型“假民公田”制。这种“假民公田”,有专门的农官(即“田官”)主持;假田者不论是内地贫民还是边郡徙民,都得缴纳高于郡国田租的租谷。由于这种“假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故这种通过租佃关系而攫取的租谷,不论其租率是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