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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韦语的系属 文献中记载的石伟水系前后多有点。研究者的根据不同,导致结论不一。分析各种记载的关系,指出某些史书的错记并加以摈弃,是确定室韦语归属的关键,也是得出较为可靠结论的前提。室韦、契丹同鲜卑在历史上有直接的源流关系;鲜卑语、契丹语和蒙古语有着共同的渊源。循此脉络来研究室韦语的系属应是正确途径。许多研究者利用审音勘同的方法,把文献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室韦语词同蒙古语词作了比较研究,许多结论并无确凿依据,值得商榷。 1史籍记载的室韦语材料,有两种说法。《魏书》、《北史》等说室韦语与库莫奚语、契丹语、豆莫娄语相同。《通典》、《新唐书》等说室韦语与秣鞴语相通,室韦语是靺鞨语。面对大相径庭的记载,研究者的取舍各不相同,衍生出以下诸说: 1、部分室韦部落语言同于契丹语,部分(尤指钵室韦)同于秣鞮语 把《魏书》记载的语同契丹的室韦部落和《通典》等记载的语同秣鞮的室韦部落看作是不同的两部分,是不符合文献记载的。对比不同时期的记载可知,语同秣鞮的室韦部落就是语同契丹的室韦部落。同一部分室韦人的语言不可能既同于契丹,又同于秣鞮。钵室韦语与秣鞮语相同,史书也没有提供具体证据。 2、兴安岭是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分界线。兴安岭以东的室韦语属通古斯语族,兴安岭以西的室韦语(尤指大室韦诸部)属蒙古语族。 《魏书》记载表明:北魏时期的室韦地域主要在兴安岭以东的嫩江流域,但它的语言和契丹相同,与蒙古语关系密切。南支鲜卑人地域在西拉木仑河和老哈河流域,拓跋鲜卑先人在嘎仙洞(今内蒙呼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周围活动,契丹人继承了南支鲜卑人的地域,都在大兴安岭以东,但它们的语言却不属于通古斯语族,反而与蒙古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大室韦语与其它同蒙古语有密切关系的室韦语不通,正说明它不属蒙古语族。 3、室韦语与契丹语不通,室韦语属通古斯语族。 《魏书》、《北史》等历史文献对室韦语与契丹语相同有明确记载。此说仅以《新唐书》等后期错误记载为论据,结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不同的史书记载证明,与室韦语相同的契丹语、豆莫娄语并不与秣鞮语相同,那么,室韦语不会同于秣鞴语而属通古斯语族。 4、室韦语是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混合语 若按此说,契丹语、豆莫娄语也是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混合语了。然而契丹语、豆莫娄语与通古斯语族语言并不相通,仅有的室韦语词也不能证明室韦语同时属于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 5、室韦分布区是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交汇地带。西部室韦,如大室韦属突厥语族,中部室韦属东胡系统,原始蒙古语族,东部、东南及北部室韦属勿吉—靺鞨系统,通古斯语族 室韦继承了东胡系部族北支鲜卑的地域,其分布区处在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交汇地带的说法似嫌主观。各部分室韦的地理界线本没有史料依据,具体某部分室韦属何种语族更无文献可证。有关的早期记载说室韦语与契丹语相同,中唐以后的一些史书误记作与靺鞨相同。总的看,室韦语应属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一支。 6、室韦语应属蒙古语族。大室韦的语言不是纯突厥语,应是突厥化的蒙古语。室韦语同于靺鞨,是指和中的 室韦语属蒙古语族的说法虽有些不确切,但它同蒙古语有密切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作者另文指出靺鞨语也应属蒙古语族,与肃慎系属通古斯语族不同,以此来解释文献对室韦语记载的矛盾,则有欠允妥。 7、室韦人的主要部分是语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他们的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和方言,应当叫做原蒙古语。室韦语与靺鞨语相通是《通典》抄录《隋书》时凭空加上的,并无新的史料补充 从室韦语言的早期史料出发,结合比较研究鲜卑语、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得出室韦语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应叫做原蒙古语的结论是比较可信的。通过梳理比对《魏书》以来的记载,认为《通典》等记载的室韦语同于靺鞨语是抄录《隋书》时妄加的 室韦语言,《魏书·失韦传》明确记载:“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这一则唯一的室韦语言材料弥足珍贵,为正确判定室韦语言归属,廓清错误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后来,《隋书》有“食啖与靺鞨同俗”句,《北史》变写为“与靺鞨同俗”,到《通典》则作“食啖言语与靺鞨同”,《唐会要》删改为“言语与靺鞨相通”,《新唐书》则断言“其(室韦)语言、靺鞨也”。 我们详细比对《魏书》与《隋书》,《隋书》与《通典》、《唐会要》、《新唐书》等记载的相关内容,证明《通典》以后记载的语同靺鞨的室韦就是《隋书》记载的南室韦,就是《魏书》记载的语同契丹的失韦 《魏书·失韦传》把契丹、奚、豆莫娄的语言列在一起同室韦语比较,表明它们的语言是大致相通的。直至辽代,文献仍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 2史书记载和研究结果表明,契丹语同鲜卑语具有同源关系;鲜卑语、契丹语同蒙古语具有共同的祖源 据《隋书》、《北史》等记载:“室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