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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灭佛原因新探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佛教在文化传统、心理习惯、思想信仰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尖锐的矛盾, 再加上复杂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其传播并非一帆风顺, 甚至多次遭到当政者的禁绝和诛除, 酿成佛教徒所称的“法难”。从南北朝至唐代四百余年间, 前后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424—450年在位) 、北周武帝宇文邕 (561—577年在位) 、唐武宗李炎 (841—846年在位) 等三位帝王反佛、灭佛。他们执政时期, 都曾下令拆毁寺院、没收寺产、焚烧经像、强迫僧尼还俗甚至诛杀僧人, 使佛教受到很大打击,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三武灭佛”原因不尽相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因素:道教极力排斥佛教, 对佛教屡加责难, 积极鼓动帝王驱逐乃至毁灭佛教。 道教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 为了与外来的佛教争“正统”、争信徒、争利益, 在佛教传播过程中, 道教对佛教的排斥与攻击十分猛烈。道教排佛, 总是与居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地位的儒家结成同盟, 一般从纲常伦理、夷夏之辨、王道政治三方面发难, 并借助至高无上的皇权, 不遗余力地打压佛教。 一、 以孝慈为德本,弘扬佛教 汉魏时期, 佛教初传, 还保留着浓厚的印度佛教风气。宣传俗众“出家之后就不再关心世俗之事, 与家庭完全脱离关系, 也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也不敬仰父母。” 在声讨佛教违背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的汹汹浪潮中,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清虚观道士李仲卿。他著有《十异九迷论》, 从伦理观的角度猛烈抨击佛教。他说“老君之教, 以复孝慈为德本;释迦之法, 以舍亲戚为行先”。“老君作范, 唯孝唯忠”, “释教弃义弃亲, 不仁不孝”。“夫礼义成德之妙训, 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见君臣失礼, 其国可存;子孙不孝, 而家可立。今……萁据父兄之上, 自号桑门;傲慢君王之前, 乃称释种。不仁不孝, 已著于家;无礼无恭, 复形于国。斯则门门出枭獍之子, 人人养豺狼之儿, 抚臆论心, 良可痛矣!”“夫国以民为本, 本固则邦宁……今佛教即不妻不娶, 名为奉法;唯事早逝, 号得涅槃。既阙长生之方, 又无不死之术, 斯一世之中, 家国空矣。” 在道教看来, 佛教违背中国传统纲常伦理, 其危害如洪水猛兽, “入国而破国, 入家而破家, 入身而破身”。 二、 灭佛以“夷夏之辨”为其居民 佛教最初经西域传入中原, 故被汉地百姓视为“戎神”。东汉时, 朝廷“唯听西域人得之寺都邑, 以奉其神, 其汉人皆不得出家。” 这种“夷夏之辨”在“三武灭佛”过程中也成为诛灭佛教的根据。有意思的是, 北魏、北周统治者都是鲜卑民族, 但为与南朝政权争“正统”, 却以华夏自居。如北魏太武帝在灭佛诏书中斥责“彼沙门者, 假西戎虚诞, 妄生妖孽”, “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 复羲农之治。其一切扫荡胡神, 灭其踪迹。” 三、 道教影响中国传统政权的性质和政治动机 道教为了排挤佛教, 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立论, 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 齐梁有寺舍而祚失”, “天皇地皇之世, 无佛而祚延, 后赵后魏以来, 有僧而运促” 事实上, 佛教传入中国后即与皇权存在严重对抗。佛教自创立之日, 即追求远避尘世、不恋世情、不问政治、超凡脱俗, 佛道一定程序上凌驾于王道之上, 所谓“沙门不敬王者”就是印度佛教的传统。但中国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 所谓“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皇帝不仅对臣民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而且连臣民的思想、社会意识形态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皇权。上古以来, 中国人最敬畏的是“天”, 正如孔子所言“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天命”的思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皇帝自命天子, 宣称受命于天, 代天治民。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 但又始终注意限制神权, 不允许神权与王权平起平坐, 更不能容忍其凌驾于王权之上。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 “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势必与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冲突, 沙门对于王者该“敬”还是“不敬”, 多次引发激烈争论。毫无疑问, “沙门不敬王者”损害了帝王尊严。因此, 从东晋开始, 屡屡发生皇帝下令僧尼致拜君亲的事情。这既反映出佛教礼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更折射出古代中国皇权的强大。佛教如不依附于当权的帝王, 不要说发展兴盛了, 连生存都成问题。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几百年间, 佛教发展迅猛。出家僧尼和居家信徒人数众多, 寺院控制的土地、房屋、山林等财富不断膨胀, 而且僧人有不服兵役、寺院财产免税等特权, 佛教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事实上已经形成佛教与封建国家争夺土地、财富、人口等宝贵社会资源的局面, 影响到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不少僧尼出入宫廷, 交结权贵, 干预国家政事;还有一些僧尼信众仗势横行不法, 劣迹昭彰……这一切势必引起统治者的高度警觉和严重忧虑。封建帝王最关注的问题自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