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封建政治.docxVIP

佛教与中国封建政治 (一) 君权神圣是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是一个复杂的、多 佛教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包括封建政治的特点以及中国佛教发展的特点。这里只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宗法式的封建社会。在政治上,它在家长制的基础上实行家天下的封建世袭制；在经济上,它在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超经济的剥削体制。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在历代帝王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君权神圣,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只有掌握这个特点,才能对佛教与中国封建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正确的观察。 由于君权神圣,由于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封建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专制主义统治,所以,不是封建政权依赖宗教,而是宗教依赖封建政权。正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车频《秦书》)。中国的宗教具有寄生性。它寄生在中国封建政权的肌体之上。不管佛、道的势力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怎样长足的发展,在那时及其以后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支配一切的独立而集中的教权。既没有什么政教合一,更没有单一的教权统治。 中国的封建政权在同宗教的关系中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从它对佛教的利用和提倡、限制与打击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 强调佛教的作用,提倡佛教 封建帝王对佛教的利用,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拒绝利用的也有,只占极少数,而且具有暂时性。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生民涂炭。这是全社会都需要佛教的时代,因而是佛教思想很容易泛滥的时代。门阀士族需要利用佛教维持其统治,也需要从佛教中追求极乐世界；苦难的民众需要从佛教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就构成了封建帝王利用佛教的现实基础。 至于佛教本身,它与封建政治有一致之处。它可以为封建政治服务。这就为封建帝王利用佛教提供了可能性。慧远说: 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讹伪,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作刑清,倍当速耳。(《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引,《弘明集》卷十一 这段话表明了佛教徒在为封建政治服务方面的自觉性。它出自一位有影响的佛教徒之口,就更有说服力。慧远主张佛教“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所谓“幽”是指佛教,“显”是指封建政权。两者同心协力,共同对老百姓进行统治,不过佛教侧重于思想上的欺骗和愚弄罢了。在中国古代不曾实现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权,但政教合一的思想与理论却是存在的。慧远的上述言论就是其中的一例。在古代中国,即使没有政教合一的统治权,但是,佛教并不是与封建政治无关的力量,更不是封建政权的异己力量。尽管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同封建政权存在过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从本质上看,佛教是封建政权能够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果说,佛教徒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那么,封建统治者也有利用佛教的自觉性。刘宋王朝侍中(掌管机要的近臣)何尚之说 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十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是难错?雅頌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同上) 这是何尚之对宋文帝刘义隆说的一段话。它清楚地表明,封建帝王“坐致太平”,巩固其统治,不能单纯依靠刑政的手段,还要借助佛教的力量,况且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力量。有了它,就能去恶息刑,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和诗书礼乐之邦,而且能收到“倍速”的效果。刘义隆完全赞同慧远与何尚之的观点。他说: 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同上) 刘义隆不但相信“佛法汪汪”,而且力图使“率土之滨”普及佛教,以达到“坐致太平”的目的。佛教有助于封建帝王“坐致太平”,封建帝王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佛教才能“坐致太平”。这两方面的事实足以说明:封建帝王利用佛教具有必然性。 利用佛教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往往导致对佛教的提倡。所谓提倡佛教,是指在服膺佛教教义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具体的行动和措施促进佛教的发展,扩大佛教的影响。封建帝王提倡佛教的方式多种多样。兹略举几项: (1)亲受菩萨戒、后妃出家为尼。梁武帝于天监十八年亲受菩萨戒。他坚持素食,不与嫔侍同屋而居,不服医药,过了四十年和尚生活(见《净业賦序》,《广弘明集》三十七卷)。他不仅自己口不离“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而且鼓动别人出家。他说: 今舍旧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