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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定金人口的再估算 东汉政府和其他封建王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基础，试图尽可能多地控制人民。可是封建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又使它和别的王朝相同,无法解决与此密切相关的流民问题。不过,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政治经济力量消长,以及统治阶级所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差异,东汉时期的流民问题,在其严重程度和表现形态上,呈现出某些不同于其他王朝的特点。 一、 东汉政府对户口的控制 东汉政府控制的户口数,《后汉书》的《郡国志》及注有较详细的记载,从中可知除灵帝外每一皇帝统治时的具体数字,以及东汉政府所控制户口的消长过程,详见下表: 根据上述材料及史籍中其他零散记载,我们发现了有关东汉户口的几组颇具意味的对比数字。其一,东汉初和西汉初相比。《帝王世纪》说“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 上述三组对比数字,和我们认识东汉户口数有什么关系呢?第一,长陵县的户口,东汉初十不存一,比例低于全国“十才二三”的指数。在整个东汉时期,户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五分之一。这是特殊情况,与羌人反抗密切相关,不能作为分析东汉人口数的一般例证。 第二,尽管东西汉初建时,政府所控制的人口数,都只是原先王朝的十分之二三。由于秦和西汉政府所控制的人口基数相距甚大,秦时才1000万左右,西汉末已有5900余万,几是秦的6倍。因而东汉初减少的户口数,比西汉初大得多,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具体数字虽无从确知,若依十存其二估算,约减少4700万;依十存其三估算,约减少4100万。东汉初政府控制的人口减少4000多万,有无可能?虽找不到直接证明,却有两条可资分析的材料:一是建武六年,光武帝为节省开支,削减地方官吏,将户口过少不足以置长吏的县份合并,全国共减少“四百余县” 第三,从光武末年到和帝元兴元年的近五十年间,“民安其业”、“户口滋殖”、“齐民岁增”的记载 以上是我们从书面记载了解的东汉户口控制情况,其可靠性究竟如何?根据东汉政府对户口的严密控制来看,大致应是可信的。东汉政府对户口的严格控制主要表现有三:一、每年查核一次户口,“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 二、严厉惩处藏匿亡逃者。王充曾说“汉正首匿匿罪,制亡从之法” 三、严格控制百姓迁徙,尤其是边境地区,甚至订有“边民不得内徙”的死规矩 当然,东汉政府对户口控制如此严格,并不等于说的控制数完全可信,因为在严格中仍存有虚假。殇帝延平元年,邓太后在《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实核水灾诏》中,尖锐指出“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往往“不揣流亡,竞增户口” 但从总体上看,东汉政府对户口的控制还是严密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始终达不到西汉的控制水平呢?其原因主要是东汉脱籍的流民比西汉多。史籍中有关东汉流民的记载虽然不少,但要了解绝对数字,仍有困难。黄巾起义前,流民最多的一次是桓帝永兴元年,“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 至于流民的具体情况,东西汉不大一样。西汉流民去向相对简单 第一,因自然灾害而四散流亡。章帝刚接位,旱灾严重,流民四散,王充在《论衡》的《明雩》等三篇中,均有记载。“建初孟年,北州连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贱” 第二,由政苛处流向宽政处。和帝时鲁相汝郁,“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第三,由统治严密处流向统治薄弱处。一般地说,山谷川泽地带封建统治势力相对薄弱。即使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倾轧中的失败者,也逃向那里求生。如安帝时杜根因谏邓太后还政,遭当殿扑杀的惩处,他装死逃至宜城山中为酒保 第四,由内地逃亡到周边少数族聚居区。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东汉内部统治不稳的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北方由于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流民不少亡逃入鲜卑。其中有的还为鲜卑出谋画策,“汉人逋逃,为之谋主” 第五,由边境移向内郡。出现这种现象,往往与战事有关。东汉初,边境不安宁,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东北受乌桓、鲜卑骚扰,代郡以东,“五郡民众,家受其辜”,以致“百姓流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东汉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更为严重。若进一步考察统治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反映,则对东汉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 从“农时”看流民问题 从总体看,东汉统治者对流民问题的认识比西汉统治者要深入一层。西汉初建时,尽管政府对控制民数十分抓紧,且有不少招诱流民回归的措施,却并未直接提出解决流民问题。东汉则不同,始终将动员流民归籍当作一项国策,突出反映在以“赐爵”作为诱惑流民占籍的手段。东汉王朝除殇、冲、灵三帝未赐过爵外,其他九帝均曾赐爵,少则一次,多则六次。自明帝至顺帝,几乎在每次赐爵的同时,都赐“流民欲自占者爵”(详见下表)。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赐民爵”愈益成为一纸空文,并无多少实际内容,但懂得为什么要“赐民爵”仍然是东汉为吏的基本常识。王充在《论衡》中,明确把“赐民爵八级,何法?”和“年二十三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以及“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