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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墓志》辨误一则 一、 恢复儒学,兴儒立学 在分析隋文帝的政治思想时，儒家承担着主导作用，探索国家管理。这是儒家的主导政策，他说他不喜欢儒家思想，不尊重诗歌和书籍是无用的。隋文帝出身关陇士族集团中高门贵族,从小入太学接受儒学的熏陶,使他形成了以儒学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因而有“情类孔丘”之称,并以“代称纯孝”著名。他赞颂“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惋惜“孔子没而微言隐”,反对秦始皇“灭学而经籍焚”,对魏晋以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的情景大为伤怀,决心把恢复和发扬儒学为己任,“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为此他执政期间,“制礼作乐”,“不敢宁息”,“删正彝典,日不暇给”, 首先“崇建庠序”,“延集学徒”,兴办教育事业,加强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隋文帝时,国家设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地方上自州至县也设有学校,如梁彦光在相州,“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 在隋文帝的大力发展下,隋代儒学与教育事业大为起色,自修好学蔚然成风。史言:“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纲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二、 隋文帝为之将人。《隋书》载 史言隋文帝“天性沉猜”,就是对臣下猜忌,不敢大胆用人,不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从事实看也并非如此,他对高颎、苏威等大臣的任用信赖就很能说明问题。如高颎,隋文帝即位,就拜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朝臣莫与为此”,高颎为避权势,上表逊位,文帝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不久,又拜为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高颎常坐朝堂北槐树下听事决政,有司因其树不成行列将砍伐,文帝特令禁止,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俄尔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余官如故。开皇二年伐陈,令高颎节度诸军,开皇九年平陈,以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谘禀,皆取于颎”,平陈还,加授上柱国,进爵齐国公。文帝亲加慰劳,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高颎又表示逊位,文帝下诏曰:“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其保奖如此。此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先后在隋文帝面前说高颎的不是,文帝大怒,皆被疏黜。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未几,尚书都事姜晔和楚州行参军上奏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为此,二人俱得罪,文帝对颎“亲礼逾密”。幸并州时,以高颎为留守,还京后赐缣五千匹,复赐行宫一所,使其为庄舍。突厥犯塞,又以高颎为元帅,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多言高颎反,隋文帝默然不答。史言隋文帝与高颎的关系曰:“齐公,霸图伊始,早预经纶,鱼水冥符,风云玄感。正身直道,弼谐兴运,心同契合,言听计从。东夏克平,南国底定,参谋帷幄,决胜千里。高祖既复禹迹,思布尧心,舟楫是寄,盐梅斯在。兆庶赖以康宁,百僚资而辑睦,年将二纪,人无间言。” 猜忌之人是不轻易信人的,而隋文帝却纳谏如流。他曾下诏曰:“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要求“公卿士庶”,“各启至诚,匡兹不逮”,“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关于草创元勋诛夷罪退的事,应作具体分析。隋文帝对草创旧臣是能放心使用的,他重用的大臣许多都是北周时期的,“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但其中一部分虽给予高官,却荒淫放纵,不事政事。如隋文帝原来的心膂身为上大将军的刘昉,“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相府事物,多所遗落”,“身昵酒徒”、“溺于财利”。身为上柱国、相府长史的佐命之臣郑译,“性轻险,不亲职务”,“赃货狼籍”,“鬻狱卖官,沸腾盈耳。” 古代史家之所以说隋文帝不悦诗书,天性猜忌,一是因为隋文帝废除学校一事,二是因为他篡夺了北周政权。隋文帝曾一度废州县乡学,是因为他发现“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 三、 立法酷法,时有之处 关于隋文帝立法严酷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隋文帝从即位之前,就对法制非常重视。他的法制思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宽轻、疏简,反对严刑苛法,认为靠此来维持统治,只能加快灭亡。如他在北周时就讲到:“天元实无积德,……寿亦不长。” 事实正是这样的。在隋文帝的倡导下,开皇年间的立法是非常宽轻的。隋文帝即位前,就“大崇惠政”,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