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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成书过程新考 《汉书艺略春秋类书》 《汉书》第100卷由班固所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史书，记载了古代和汉代的历史事件。《汉书》创断代纪传之体, 其中包括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 共100篇, 约80万言。 自《汉书》书成以后, 授受具众, 与经学无异, 注释者亦众, 如以《史记》系于《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例言之, 《汉书》继《史记》而作, 则其书亦必以“正名”为务, 观之而可令乱臣贼子惧, 具备《春秋》之微言大义。以此为论, 必当重新审视《史记》与《汉书》之关系, 并据此探知何以《汉书》必待师授而可明。王基伦、洪淑苓云:“班固《汉书》因袭了《史记》的体例, 取用了部分材料, 而又能扩充内容, 再创体制新义, 显见《汉书》的成就非凡。在少数地方, 《汉书》提出不同的观点, 或是补充一些史料, 也值得我们注意。” 一、 《汉书》诸赞 司马迁《史记》所记上始黄帝, 下讫汉武, 武帝时, 司马迁着《史记》, 自太初以后, 阙而不录, 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 然多鄙俗, 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 傍贯异闻, 作后传数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可见班彪对续作《史记》者不甚满意, 以为多属鄙俗。因此, 班彪乃采集前史遗文, 附以各种说法, 正其得失, 写成《史记后传》数十篇。王充《论衡·超奇》更以班彪续书:“为甲, 而太史公乙。” 汉绍尧运, 以建帝业, 至于六世, 史臣乃追述功德, 私作本纪, 编于百王之末, 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 阙而不录, 故探篹前记, 缀辑所闻, 以述《汉书》, 起元高祖, 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十有二世, 二百三十年, 综其行事, 旁贯五经, 上下洽通, 为春秋考纪、表、志、传, 凡百篇。 班固批评史迁, 以为汉承尧运, 其德至大, 至武帝时才追记汉史, 却因通史体例, 而使汉居末流, 甚至后于暴秦与项羽。此外, 在武帝太初以后史事, 更无记载。因此, 班固乃缀合见闻, 本“述而不作”之精神, 以成《汉书》。刘知几云:“《汉书》家者, 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 终于今上。自太初以下, 阙而不录。班彪因之, 演成《后记》, 以续前编。至子固, 乃断自高祖, 尽于王莽, 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 勒成一史, 目为《汉书》。” 今观《汉书》, 尚可见班彪《后传》之遗。浦起龙云:“《叙传》竟不及父彪续史事, 欺所生, 欺万世, 纠班史者当以是为首款。” 颜氏以为《汉书》之赞语具由班固所撰, 然部分赞语本出班彪, 则班固必出之父名, 而不略人之美。考《汉书》诸赞, 有三处明确题为班彪所撰, 分别是《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并有两段 (《元帝纪》《成帝纪》) 虽不题班彪之名, 却几可肯定为父彪所撰。《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三篇赞语明确题为“司徒掾班彪”所撰, 自出班彪之手, 毋庸置疑。此外, 《元帝纪赞》《成帝纪赞》亦当出自班彪手笔。《元帝纪》“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句, 颜注引应劭曰:“《元帝纪》《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 臣则彪自说也。外祖, 金敞也。” 《汉书》继《史记》而作, 故于武帝太初以前史事, 多述《史记》, 偶有不同, 或作补充, 要皆以《史记》为根本。举例而言,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有汉人贾谊之生平事迹, 如河南守吴廷尉征之、在文帝朝最为年轻等, 其《鵩鸟赋》与《吊屈原赋》, 《汉书》皆载之;惟贾谊于西汉国策影响深远, 《史记》却未有录其政论之文。反之, 《汉书》补充《治安策》 (或名为《陈政事疏》) , 实乃《汉书》补充《史记》之重要部分。又如董仲舒, 《史记·儒林列传》载录其生平, 《汉书》仍之, 复补《天人三策》, 则董生之学术思想自此了然。赵翼《廿二史劄记》云:“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 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 皆系经世有用之文, 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 三、 《汉书》的《史记》篇 《汉书》袭取《史记》, 世多有论之。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详细列举《汉书》因袭《史记》篇章, 计六十一篇。班氏“述而不作”, 大量采用《史记》, 惟同中有异, 《汉书》亦有删改《史记》所载太初或以前汉事, 当中可见《汉书》之几个特色。 (一) 不依传主名字县级序次 据班彪所言, 《史记》“若序司马相如, 举郡县, 着其字, 至萧、曹、陈平之属, 及董仲舒并时之人, 不记其字, 或县而不郡”。 如上引司马相如, 《史记》首列名, 继之以郡、县, 末列其字;《汉书》先列名字, 复言郡县。此亦可证上文谓《汉书》所载多本班彪《后传》。 然而, 《汉书》虽对《史记》体例之不严有所不满, 却有自坏体例之举。考之《汉书》, 其不依传主名字郡县序次者有之, 盖有三焉, 分别是《司马迁传》《王贡两龚鲍传》《叙传》。若按《汉书》全书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