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目录书中佛、道之沿革.docxVIP

魏晋南北朝目录书中佛、道之沿革 每个时代的政治思想趋势和学术趋势都对当时目录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目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趋势和特征，起到“歧视、调查、调查”的作用。从两汉至隋八百多年中,史学大有发展,而目录书中“史部书”一类亦即由《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春秋类”下脱出,经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勗《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一直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终于逐步独立成“经、史、子、集”四大部之一,且位列第二,便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本文试从魏晋南北朝(主要是南朝)至唐初的一些目录书中有关佛、道两类的设立、变化以及同时一些佛、道专门目录书的编纂情况这样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一时期中佛、道两教发展、流布和消长的情形。 (一) 《中经目录》书为武帝朝早期佛教经典流布之广 从公元220、221、222年曹丕、刘备、孙权先后称帝,一直到420年东晋灭亡,史称“魏晋时期”。在这一时期的目录书中,已经开始著录佛教经典。据现有资料,当时主要有三国时魏郑默的《中经》,西晋荀勗的《中经新簿》和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三部目录书,今均亡佚。然其中《中经新簿》的收录范围及具体类目分布情况,赖文献保存,犹可考见。 《隋书·经籍志》曰:“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景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而梁阮孝绪《七录叙》后所附《古今书最》中,又对其所收卷部作了具体说明:“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虽“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之语语意不明(关于此点,前人如余嘉锡先生等有考辨),但《中经新薄》已经著录佛经,则可以肯定。这是当时一部专录国家藏书的官修目录,佛经的著录,说明当时的一些沸教经典己经进入了“秘阁”之类的国家藏书机构。而魏《中经》除仅知“晋秘书监荀勗因《中经》更著《新簿》”之外,已无法考明其部类内容;东晋初年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据《七录叙》“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勗旧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之语,亦仅知其在分类上对换了《中经新簿》乙、丙两类书的次序,并“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而其具体类目内容等,则不得而详。因此,此两部目录书是否有佛经的著录,今无法确切考明。但当时出现的一些佛经专门目录,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佛教经典流布的一些情况。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有《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据此表统计,这一时期的佛经目录,有十六部之多。现略举其名如下: 一,撰成于汉代的: 《汉录》(朱士行)。 二,撰成于西晋及两晋之交的: 《众经目》(竺法护)、《众经目录》(聂道真)、《古录》。 《经论都录》(支敏度)、《经论别录》(同上)、《旧录》、《别录》、《综理众经目录》(释道安)、《庐山录》(释慧远?)、《二秦众经录目》(释僧叡)、《汉录》(竺道祖)、《魏世经录目》(释道、竺道祖)、《吴世经录目》(同上)、《晋世经录目》(同上)、《河西经录目》(同上)。 其中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经目录。这些佛经目录的出现,亦为当时佛教经典流布之广的一个证明。更可令人注意的是这十六部佛经目录中,成于晋代的,有十五部,则其时佛教发展之盛,尤为显然。 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自东汉末年流入中土之后,初仅为神仙方术之附庸,且“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俊士之所规,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牟融《理惑论》)。故当时“汉采遗籍,复若丘山。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记。”(《魏书·释老志》至魏晋时,由于社会的动乱,又随着玄学清谈的日益渐盛,佛教在中国也进入了一个脱离方士道术而发展日盛的新阶段。而上述这一时期中国家藏书处入藏佛教经典,官修目录予以收录反映,并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佛经目录,正从一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佛教这种演进过程的大致情形。 从上面所述及的情况中,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目录书中,既无道教经典的著录,也无专门的道经目录书出现,这也反映了当时官方道教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形。源于古代巫术、神仙方士、阴阳五行而尊奉老子为教祖的道教,从东汉末开始形成,一直到南北朝之前,尚属原始道教。虽然东晋葛洪于其《抱朴子》中第一次较系统地整理、阐述了道术和理论,初步建立了后来官方道教的一些理论基础,但终未最后完成。及至南北朝时,北魏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