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日本题材小说对日本形象的重塑.docxVIP

石黑一雄日本题材小说对日本形象的重塑 一 德国文学中的双重受害者形象 阅读《日本小说》的元山琴歌》。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日本性是较为显性的存在, 甚至在他的非日本题材小说中亦较为醒目 (Král’ová) 。值得注意的是, 石黑一雄对日本战后战略选择也深刻认同。他认为在战后的冷战世界里, “当务之急就是让日本找回自信, 让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和西欧资本主义的重要同盟国家。这一战略可说是极好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我认为, 倘若日本当时仍然不断地去追究战争责任, 判定哪些人有罪的话, 那么整个国家将会分崩离析。至少, 恐怕不会达成这种奇迹般的经济复苏” (《如何直面》108) 。参加冷战, 在冷战中选择站到西方一边, 是日本战后的基本战略取向。而放弃对本国战争责任的追究, 淡化其二战罪行, 将自己的形象从加害者重塑为受害者, 则是成为西方盟友的重要策略。 在梳理战后20年二战题材文学作品的主要走向时, 康菲诺认为战胜国和战败国各有特色。战胜国的文学作品充满对二战英雄战绩的回忆, 而战败国多在将自己重塑为战争受害者的形象。他以德国为例, 认为德国的战后文学作品有致力于将德国塑造为双重受害者形象的倾向。所谓双重受害, 一是德国人的意愿遭到纳粹的绑架, 二是德国人遭到苏联的屠杀和迫害。“整体而言, 德国人的故事聚焦在他们的苦难上, 并同时忽视其罪行” (Confino 48) 。 按照康菲诺对德国文学作品重塑自己双重受害者形象的分析框架, 来思考一下日本的问题, 就会发现日本也在致力于将自己重塑为战争的受害者, 但不是双重受害者。因为在战后安排中, 日本天皇得以保留, 日本人仍可效忠天皇, 其国内加害日本人之源被基本排除掉了。加害源被认定来自外部, 而外部的加害源又被集中到原子弹轰炸上。 一些学者认为:“受害者意识是一种长期的心理状态, 包括信念、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其原因一是来自直接或间接的被伤害经历, 二是对被伤害经历的个人发酵。亦即是一种被伤害经历和其长期结果所形成的受害人个性因素状态” (Bar-tal, et al.231) 。荷尔斯泰因等学者认为受害者意识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当一个社会建构起了自己的受害者意识, 民众会努力维护这种意识, 受害者的概念也因此会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受害者意识基于社会环境与受害者意识的互动关系 (qtd.in Bar-tal, et al.233) 。 与康菲诺不同, 巴尔—塔尔等人认为, 不论胜负, 冲突的双方都倾向于形成受害者的意识。因为一旦成为受害者, “其在冲突中所要实现的目标才是正义的, 才可以将己方认作正面角色, 将对手视为枉法之徒” (Bar-tal, et al.230) 。日本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对于其战后重建的努力也十分有帮助:“受害者的地位通常拥有能量, 因为受害者会被视为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 有理由被同情和关照, 且可免于被诟病” (qtd.in Bar-tal, et al.237) 。 然而, 这种形象重塑并非易事。日本在二战中罪孽深重, 有大屠杀的残忍, 偷袭珍珠港的狡诈, 人体细菌实验的人性沦丧和“慰安妇”问题的无耻肮脏, 从本质到形象皆不堪入目。在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体现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程度。然而美国从“冷战”开始即逐步转变对日本的态度, 其中自然有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 也有美国私占日本在二战中掠夺财产的传闻 (Seagrave and Seagrave) ,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日本政府为洗白战争罪行、渲染其受害者形象所做出的努力, 石黑一雄的日本题材小说颇具助推这种努力的效果。 二 《远态》的“在地模式” 《远山淡影》的叙事者是悦子。小说开始的时候, 她已经在英国, 改嫁给了英国人, 并又生了一个女儿。整篇小说似乎是悦子给她女儿的讲述。叙述的主线是悦子在战后长崎与一个名叫佐知子的日本女子的友情与交往。受害者的身份感可以有多种呈现渠道, 往往首先是通过可感的、客观的物事叙述加以呈现。在此类叙事中, 领土财产被掠夺或者受到野蛮的侵害, 是颇为普遍的话题。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对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构首先是通过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空间叙事来实施的。石黑一雄基本没有直接去叙述原子弹爆炸后的断壁残垣, 而是依靠不确定叙事, 在叙事中尽量与原子弹爆炸场景保持足够的距离, 这种距离感形成了小说对这些空间场景奇妙的叙事语气。 悦子在介绍她在长崎住处的环境时说:“离我们不远流淌着一条河, 有 执意用不确定叙事来产生距离感, 这首先基于石黑一雄对日本战后战略选择的理解:“作为一个不在日本长大的人, 我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想, 日本恐怕是‘被鼓励遗忘[有关二战的一切]’吧” (《如何直面》108) 。据此似乎可以将小说中的这种不确定叙事与服务于“遗忘[有关二战的一切]”的目标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