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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法律秩序走向的中国视角 长期以来，中国对北极法律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静态状态，远离“北极”的概念。由于冷湿地区的影响、遥远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国在北极开展活动变得很难超过北极。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对北极的基本认识：北极和北极不同。北极是一个开放的大陆，历史上没有居民和国家有效地统治，北极也可以在主权转让系统中明确规定。北极被北极国家的土地和岛屿包围，处于“关闭”状态。基于一种保守的心态,中国不愿过多地介入北极事务。而这样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于北极法律问题研究的展开。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以及气候变暖等要素的产生,北极对于中国的意义日益凸显。北极新航道的出现将影响中国的国际运输业,北极的环境变化对中国海洋、气候、生态环境系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作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缔约国,中国有权进出该群岛地区从事科研及条约允许的其他活动。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中国有权进入北极公海地区进行科研等活动,并享有对北极公海地区和区域的相关权利。中国如何保障和拓展自身的北极权益,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希望对于中国目前对于北极国际法属性及法律秩序走向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总结,包括涉足的领域、争议与基本的观点,重点评析基于中国立场对于北极法律秩序走向的认识并阐述中国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共同关注事项”对北极所拥有的权益。 一、 相关研究及政策解析 中国对于北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对其历史人文、地理资源的介绍及各国北极政策的评析。以法学研究为例,对于北极的国际条约体系、极地国家立法研究及法律争端研究甚少,相关著述匮乏,一些教科书略有涉猎,只是介绍一些有关北极领土的国际法规范,缺乏深入和全面地研究。 (一) 独立的观点及其困境 中国国内学者谈及北极,几乎首先想到的都是北极国际法律地位问题,虽然从传统国际法角度来看,在定性层面已经有较为明确的答案。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中国的学者力求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独立的观点。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不应按“无主之地”或者依照“扇形原则”来认定北极的法律性质。 此外,中国学者普遍注意到了北极国际法律地位的两个特别之处,一是斯瓦尔巴群岛所适用的特别国际法制度; 虽然很少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中国学者对于北冰洋沿岸国家对“外大陆架”所提出的权利主张是保持高度关注的,一般都认为应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核,并且完善现有规则来进行应对。 (二)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北极条约”的理论 由于北极法律秩序的未来走向牵扯到作为北半球大国的中国未来参与北极事务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这一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目前涉足北极政治法律研究的学者几乎都通过不同形式提出过学术性或评论性的观点。简单总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种思路是从中国属于域外国家的立场出发,仿效“南极模式”及“斯瓦尔巴模式”,主张在北极建立类似南极条约体系模式,并且认为与南极条约体系相比较,《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无论是内容还是缔约国的组成更接近于《南极条约》,所不同的是该条约仅针对北极地区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但是,该条约仍不失为当代解决国际权益争端的一个典范,它为冲突各方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也是避免冲突升级损害共同利益的唯一办法。因此,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按相同的思路,共同签署一个类似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北极条约,以“北极永远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禁止在北极设立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以及从事任何军事性质的活动;冻结对北极的领土要求;各缔约国的公民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进入北极从事正常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北极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任何自然人、法人均不得将北极据为己有”等为主要内容,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中的有关内容纳入并效仿《南极条约》中的内容予以细化,理顺各方关系,调和各方冲突。 第二种思路是建立“北极特定模式”,即根据北极的特殊情况在北极建立一个特别的“北极条约”。主张:1、在承认北极国家有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前提下,冻结或者取消《公约》有关外大陆架划界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2、确立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北极海域(包括根据《海洋法公约》应属于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和外大陆架的部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地位;借鉴《南极条约》中的“协商国制度”,由各北极国家和符合一定条件(如在北极设有科考站)的其他国家组成《北极条约》协商国,共同制定在相关海域从事科考、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活动的法律制度并监督其实施;3、冻结北极地区(包括北极陆地和北冰洋海域)的军事化使用,最终实现该地区的完全非军事化;4、以《北极条约》为核心,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就其中环境保护、资源开发、非军事化等某些具体问题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