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太平天国.docxVIP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冲撞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容闳称曾国藩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一、 旧传统的社会基础不同 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两个历史造就的对立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又代表着中国社会的这一段历史。 洪秀全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事业寄托着千百万小农的利益和憧憬。小农既苦于传统,又囿于传统。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传统。然而他们却信仰着西方的上帝,一开始就否定了传统。这一矛盾,使阶级的冲突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异端宗教同传统文化的冲突。由是,无法突破传统的事业,却取得了猛烈突破传统的外观:“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毁。”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出类拔萃之辈。他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味:“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 因为曾国藩代表了传统,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远比洪秀全更能得到理解、承认和支持。在他的呼喊之下,汇聚起成批从性理之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旧制度培育了他们,他们又适逢其会地成了挽救旧制度的“抱道君子”。咸丰初年,东南地区的钦差、督抚在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面前一溃再溃。但两湖战场却涌出了一群儒生变成的悍将。“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 洪秀全的失败和曾国藩的胜利,表现了传统的力量和传统的选择。一个应当灭亡的王朝因此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数。大大小小的封建士人们半是谀颂半是祝祈地名之为“中兴”。其实,在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近代化剧变的时候,这种力量和选择不过是中世纪的最后一阵回光返照。曾国藩在回光返照里以学问建立“事功”,成为封建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 二、 接受西方事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正同太平天国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面对面地遇到了挟着天津条约溯江而上的西方人。这种相逢,使一个出自传统的卫道者目睹了传统之外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一种旧式的暴力碰到了一种强劲的新暴力;外夷渗入了内战。在它的背后是庚申之变留下的浓重阴影。 当他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新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 但是,西方人用大炮两次打败中国的结果是泪水和愤火所无以为计的。在曾国藩的眼前,“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 在近代中国,自强曾是一个多义词。但最被人注目的是与洋务运动同义的“自强新政”。曾国藩发其端绪,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这是地主阶级对于时势的一种逸出常轨的反应。二十余年前,林则徐、魏源已经见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先知者总是寂寞的。民族战争失败所换来的真知灼见,只能发为友朋之间的慷慨议论,成为没有回声的孤鸣,直到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使世人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件奏折中用“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的设问,引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 但是,在内战和外患的并发之中,外患刺激下产生的接受西方事物的过程不会不同内战纠结相缠。复杂的历史环境曾使曾国藩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错面前表现出一种心力俱绌的牴牾和徬徨。人们常常不忘记曾国藩是最早赞成“借师助剿”的人之一。咸丰十年,他在奏折中说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可以纾一时之忧。” 曾国藩从船炮着手寻求自强。这种眼光既反映了他对西学的认识程度;又反映了他实利主义的选择标准。然而“师夷智”的过程一旦开始,近代工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就会发生作用,拖着从事这一事业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一,船炮引入了制器之器。安庆设局制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这个结果使曾国藩看到了旧式技术同新式产品之间的矛盾。因之而有容闳出洋采办机器之举。先进的制器之器正是沿着这条渠道第一次为中国社会所自觉接纳的。不仅如此,同一个过程还复制出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傍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据说,用这些机器做出的落地开花炮之类,“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