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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当代发展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理论是“客观的情感评估”和“形态描述”，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逻辑论证，缺乏西方的科学、理性分析。 一、 “乐”、“舞”一体的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理论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即作为中国传统经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溯自先秦、秦汉,形成于隋唐时期,到明清时期完善,最后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类书分类方式得以确立。换言之,从孔子删述“六经”,以及对艺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理论主要存在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类书等书目中,属于经籍体系。如《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及“方技略”四类书中收编了传统艺术及其理论的书籍。如“诸子略”中的“六艺略”“诗赋略”就有“乐”类,其中有《乐记》《雅琴龙氏》、《雅歌》等,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以及“诗赋类”中的“歌诗”类,“数术类”的五行、律谱,如黄钟、乐律等,属于今天所说的音乐书的专类。歌诗作为“乐”的歌词类,舞作为“乐”的身体语言视觉展示,都是“乐”的一部分,也表明中国早期传统艺术是以“乐”为主的诗乐舞一体的艺术,而其中关于琴的音乐部分占有重要成分,这是与西方的艺术特点迥然不同之处。再如《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进行了调整,分经史子集四部,将“六艺”加上“纬书”成为经书,将“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合并为子部,将“六艺”之下的“春秋”升格为“史”部,将《诗赋略》精简为三部,成为集部。隋炀帝遴选经典,分文等次,“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跡;西曰宝蹟台,藏古画” 但是,这种存续的知识谱系和观念在清末民初“天崩地裂”“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解构,碎片化散入西方艺术知识系统。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艺术被认为是没有精密的技术和系统的理论,缺少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1916年,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辞中说:“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1922年,梁启超也认为中国画必须以“科学的根本精神,养成观察力”,描摹客观事物的特性,又说:“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民国时期,学界关于中国艺术的观念变革表明,一是中国传统绘画必须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既不同于士人画的“意气所到”,也不同于工匠的陈规守旧;二是中国传统美术必须借助西方的科学之方法,才能有精密的技术和系统的理论;三是中国传统艺术是没有西方所认可的系统知识。其背后的隐义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知识体系遭到断裂,因为是“不科学”的。这种观点的形成,有政治、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譬如晚晴时期趋“新”的社会风潮影响,如“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经籍统系是以“六艺”为核心的知识谱系,不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故属于“非科学”,从属于经籍统系的传统艺术及其理论当然就是“不科学”的。在现代中国艺术学科建构中,对传统艺术的知识系统进行批判和扬弃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取代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否则就不可能谈创造性转换或者艺术的创新,更不能摆脱其中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当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但是,正是这种“不科学”的传统艺术为承续不断的中华文化艺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现代艺术学提供不同的中国经验。 二、 传统艺术创新的特点 作为经籍系统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生产方式主要通过孔子删述“六经”及其奠定的“述而不作”的原则实现的,这些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得到详尽的论说,应该说真实可靠 孔子删述六经的原则是“述而不作”,表明中国知识系统的方式主要是整理,而非制作,这就涉及两个先后次序的层面:一是素材的收集和选取;二是分类和编排问题。前者涉及材料的真伪以及广度问题;后者关系到材料分类的内在逻辑问题。《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述而不作”的删述“六经”原则决定了传统艺术理论是在整理和选择艺术理论文本中,依据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功能,进行分类、编排,形成在传承中革新的特质,明显不同于其建立在公理的演绎推理基础上,具有不断推陈出新的特点。如二十四史中有关于乐器、乐律、乐谱的知识。作为早期诗乐舞一体的“乐”很早存在乐歌、乐器、乐律以及仪式制度中的音乐活动方面的记载,《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