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作于汉代考》献疑.docxVIP

《楚辞作于汉代考》献疑 《项羽汉考》写于汉朝后期，是40年代末的首次。那时学术界对它并没有任何反应。而我也只是曾在书眉上写了一些零星的看法;并在讲课时,顺便批评了它的某些论点。不料八十年代的今天,在日本学术界掀起“屈原否定论,”的高潮中,何氏的《楚辞作于汉代考》,竟被誉为“最周密、最系统”的著述。(见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国文学研究》三期,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这就是我不得不旧事重提,再次评论一下这部书的原因。 某些人可能认为,只要否定了《离骚》是屈原所作,也就等于从世界历史上彻底否定了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存在。因此,《楚辞作于汉代考》所涉及的方面虽多,然而要害部分却在于《离骚》作于西汉淮南王刘安的这一论点。这也就是何氏所反复强调的“埋没在屈原传说背后的”“史实”。故本文即仅就这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本文所谈,有些部分只是根据我三十多年前批写于何氏书眉的一些观点加以整理和发挥,而且凡是前人已经接触到的问题,我也不再重复。内容可能不够全面。不妥之处,尚希学术界不吝赐教。 (一) 刘安所作即为刘作《婚约》、《婚约》 据《汉书·淮南王传》云:“初,安入朝(据《史记》,事在武帝建元二年),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亦叙此事,唯《离骚传》作《离骚赋》,高诱《淮南子·叙》,亦叙此事,除误武帝为文帝外,《离骚传》亦作《离骚赋》。 到了刘勰写《文心雕龙》,则对以上二说似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如《辨骚》云:“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而《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赋骚”。 何天行氏正是根据上述这些资料,断定淮南王刘安所作乃《离骚赋》,非《离骚传》;并且认为《离骚赋》实即后世传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从而为他的“屈原并无其人”的论点制造了历史根据。 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对上述的那些历史资料,起码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核: (1) 强制撰写《汉书淮山王传》的依据 虽然清王念孙在他的《读书杂志》中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因而认为《汉书·淮南王传》中的《离骚传》当为《离骚赋》之误。然而这个结论,跟认为《汉纪》等的《离骚赋》当为《离骚传》之误的论点,在理由上是对等的,《汉书》中的“传”字,并没有因王氏的校雠而失掉它的历史地位。故何天行氏在这个问题上虽曾引用了王念孙氏之说为其佐证,显然是无力的。 当然,王念孙氏除了通过字形字音进行校雠之外,也还提出了其他的理由,如“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安“好读书”,习辞赋,故使作《离骚传》。王氏又说:“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日食成书乎?”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离骚传》如毛诗传,训诂精练简括,故旦受诏而日食时成,至于汉人作赋,则往往耽思数年,岂能成于旦食之间?可见,王氏的这些论点,对何天行氏的结论,也没有多大帮助。 从上述情况看,这两种意见,确实是难分优劣的。因此,要彻底解决《汉书·淮南王传》所叙究竟是《离骚传》还是《离骚赋》,只有撰写《汉书》的班固本人的话,才是最有权威的第一手材料。我们现把班固《离骚序》中的一段话摘录于下: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 从这段文字看,首先应当肯定,班固是亲自读到刘安的《离骚传》的,故他明确地称之为《离骚传》。其次,还可以清楚地看出《离骚传》的体例:一方面是有个总叙,即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引文,一方面又对《离骚》原文有所训释,即“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一段说明。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班固在《汉书·淮南王传》中所谓“使为《离骚传》”这段话,除了根据前朝的记载以外,确实也是根据他自己亲自见到的刘安《离骚传》而写下的历史实录。这个“传”跟“赋”,是体例完全不同的著作,班固决不会把事实搞颠倒。而王念孙氏所谓《离骚赋》乃“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才是臆测之词。 又据王逸在《楚辞》总叙中曾说: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 我认为,王逸所说的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实即《离骚传》;而不是于“离骚传”外,另有“离骚经章句”。当然,在汉代学术界整理古代典籍时,“训诂大义”与“章句之学”是有区别的(见《汉书·扬雄传》、《后汉书·桓谭传》等),但也不是那样严格。例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则既有“章解句释”,也有“训诂大义”。王逸殆以刘安的《离骚传》跟自己的《楚辞章句》体例相近,故即以《离骚经章句》名之,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