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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比较 事实上，只有在现代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和和谐，但对正义和和谐的追求却长期存在。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古代思想家们都在孜孜以求地探求公平正义的真谛, 描画心中的和谐蓝图。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的不同, 古代中西方思想家对于公正与和谐的理解又有所不同, 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一、 理想社会与正义:哲学与现实的选择 古希腊的思想家给予了社会公正与和谐极大的关注,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区别于苏格拉底, 强调道德是城邦政治的基础, 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把正义作为城邦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只有合乎正义的城邦才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在理想国的设计和建构中, 柏拉图讨论了两种正义理论。一种是依据等级的观念, 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对于秩序良好的人类灵魂的模仿。他依据希腊人提倡的“四主德”把人区分为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 并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 “当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 便有了正义, 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亚里士多德在思考城邦与正义的关系时认为城邦以正义为依归、为原则。“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 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古希腊哲学家, 师承一脉, 因此其理论具有诸多共同点。 第一, 在进行理想社会的设计时, 都以城邦为研究对象。柏拉图的《理想国》阐述了一个理想城邦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虽然生活在城邦时代向帝国时代的转折点上, 但他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家庭———村社———部落———城邦, 这是一个自然的演进历程, 而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 人类生活的一切都可以在城邦范围内得到完全的自给自足, 人的善业在城邦中得以完成。因此, 一个理想的社会, 其组织形式应该是一个城邦。第二, 在城邦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的设计上都持集体主义观点。柏拉图主张“共产公妻”制度, 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私和贪欲心的根源, 它造成了贫富分化, 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在理想国中, 作为统治阶级的哲学家和军人不得占有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的集体主义传统, 但较柏拉图其集体主义思想比较柔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本质是许多分子的集合”, 某种制度的划一是必要的, 但完全的划一会导致“城邦本质的消亡”。因此他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 即“私有公用”制。这种制度承认财产私有, 但要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 其基本原则是在划清个人所有利益的基础上, 实现城邦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 第三, 都认为公平正义是城邦的基础。柏拉图受毕泰戈拉学派的影响, 推崇社会和谐的价值, 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平等和公有, 认同正义是城邦的核心理念, 只有合乎正义的城邦才是体现或实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依归, 为原则, 只有公民政治权利平等、“轮番为治”的制度才是正义的, “合乎自然”的。 二、 “兼爱”与“尚贤”:公正和谐思想的三重特性 我国古代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思想的源起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那儿找到诸多的痕迹,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和墨家。 儒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和谐社会思想的学派。《礼记·礼运》中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者,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墨家的公正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兼爱”。“兼爱”是墨家的核心理念。“兼爱”, 即爱人如己, 不分你我, 彼此等同之意。墨子认为“天下之人兼相爱”, 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劫寡、以富侮贫、以贵傲贱、以智欺愚的现象。“兼爱”思想寄托了墨子希望弱小国家能摆脱灭亡的命运, 贫民百姓能过上平安幸福生活的愿望。其二是“尚贤”。在社会政治体系的建构上, 墨子主张人民应有权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管理, 出身地位不能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的障碍。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 “贤者举而尚之, 不肖者抑而废之” 先秦诸子争鸣, 儒墨均为显学, 其学说同中有异, 异中存同, 其公正和谐思想亦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 公平正义是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儒家大同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 “天下为公”是这社会的总原则。在这社会里, 社会财富共同享有, 按需分配, 人们各尽其力, 各得其所, 个人之间无私人利益的纠缠, 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和睦相亲。墨家学说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