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隋书志》所见隋大一统.docxVIP

《隋书隋书志》所见隋大一统 隋朝的大统一政权是在东晋以来的近300年里，在经历了长期的分离主义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开基,自应重视典籍的收藏,兴起一代的文化。何况在隋以前,典籍曾遭嬴秦之火,王莽之乱,董卓西迁,永嘉南渡,周师入郢的五次大灾厄。所以好学的晋王杨广(隋炀帝),平陈进入建康(南京市),即命高颍、裴矩收集图籍。一统之后,职司典籍的秘书监牛弘,又复认为“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特表请开献书之路(《隋书卷49牛弘传》)。经过“访辑搜求,不遗余力,名山奥壁,捆载盈庭。嘉则殿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书契以来,特为浩瀚”(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这当可说当时撰修史书,是具备了极好的条件。 然而有了好的条件,统治主不重视修史,也还是不能把史修好的。 一、 是立制,以史为鉴,明辩善恶之事 隋文帝杨坚,原是个秉性猜忌,一向对学术不感兴趣,全凭智术以得天下,而以文法自矜明察的皇帝(《资治通鉴卷177隋纪一》)。他不学无术,负才任气。比如:他袭父爵为随国公,受周禅,而以隋做国号,则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周、齐不遑宁处,而辶之义训走,便去掉辶而成隋。殊不知隋读堕,零星残余之肉,不是极不吉利吗?至于辶,安步而行的意思,胡妄去掉,真是弄巧反成拙(见徐楚金《说文系传》)。像他这样“空腹而无一笺之诵”,自我作故之人,自然是不能“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而以修好史书为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事务的。何况他以外戚而受托孤的重任,竟因利乘隙夺取周的政权,故心里有鬼,认为人言可畏,特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卷2高帝纪》)。 至于炀帝杨广,说来虽是好学,却又是个杀君父,杀兄弟,酷虐百姓,妄事征战,荒淫纵乐的统治主,对那无情的历史也十分惧怕,又那能以褒贬是非,明辩善恶的修史之事为重?周德泰就曾说:“人主之好学者,无几。然亦有好之,而无补于事,如梁绎(梁元帝肖绎)、隋炀帝之徒者,何哉?夫学之道,虽非一端,要以孝悌仁义为本。二君为子则不孝,为弟则不悌,为君则不仁,为人则不义,是其大本已失矣!虽朝诵夜习,亦复何益!况其所谓学,亦徒从事华藻之末也乎?”(《通鉴纲目·发明》) 再加上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只有老子天下第一,而“每骄天下之士”。既“不欲人出其右”,又不耐人进谏。如有进谏,非是置之死地而后快(《隋书卷22五行志上》《通鉴卷182隋纪六》),那还能以修史为重,虚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自己统治天下的借鉴呢。 从而尽管炀帝爱好著述,从开皇十年(590)任扬州总督以至即位为帝(605)的十五年当中,设置学士多至百人,修书未曾停止。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以至蒲博、鹰狗,莫不都著新书,且称精洽,共计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多卷(《通鉴卷182隋纪六》),却独不见一部史书,这就充分说明他是不愿撰修这种叙述兴亡得失以为龟鉴的典籍的。 如说“六经皆史”,经之与史,原是合二而一的典籍,炀帝既修经术之书,不就是等于修了史书么?但我们认为,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虽是以经概史,不曾一分为二,但二者终究是不能合二而一的。所谓经以载道,史以记事。载道,则虽明人伦,可为“虚美玄妙之论;”虽言致用,可为“迂阔深刻之谈”(钱大昕《二十二史札记.序》);究不如史之叙史事得失,人伦关系之深切著明,而能起一定的垂戒作用。像炀帝那么睥睨古今,骄矜自用,既不纳群臣之言,又那里愿意修史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也就是以自己的说法去附会经术,而给自己的胡作非为去作辩护,找注脚罢了。 二、 不修不修前代要求补考 隋文帝、炀帝主观上诚然是不愿撰修史书的。然而不修与隋有关的前代史书,尤其是隋的国史,以及吹捧他们的史书,这在事实上又不可能。因此,有隋一代,还是撰修了史书的。 1. 魏浚之书,“开僚以和事” 隋文帝为什么要命魏澹别成《魏书》呢?那就是因为“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隋书卷58魏澹传》)的缘故。所谓“褒贬失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原来魏收之书,撰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北齐上承东魏的帝统,故以东魏为正统而止于孝静帝;至于西魏的文帝、废帝、恭帝,则概不给他们立纪。然而隋文帝则是上承北周的帝统,而北周又是上继西魏帝统的。这么一来,他所开建的隋朝,也就成了一个僭伪之国,不成其为历史上的正统朝代,这是他能允许的吗?这就使得他只有认为“褒贬失实”了。因而受禅之初,便迫不及待地诏“命魏澹、颜之推、辛德元更修《魏书》九十二卷,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宋、刘攽《北魏书·序》。并见清、洪颐煊《诸史考异卷14魏史》)。这样一来,隋的政权,也就“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欧阳文忠公集·正统论下》)。 第二、魏收之书,讳太子之名,书皇帝之字,岂非尊卑失序,有背于《春秋》、《礼记·曲礼》“太子必书名,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的义例吗?魏澹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