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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论韵的历史意义 一 长安论韵是《切韵》的著录史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学的三个分支之一。《文心经》是燕守义在第一年（公元601年）所著的一部经典。“切韵系韵书”长期高居中国音韵学的主流地位，是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切韵》孕育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一次文化精英的燕集。陆法言《切韵序》开篇云：“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彦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史称“长安论韵”。论韵诸公对当时各地区的语音及行世的若干韵书作了评点，结论“定”在求切正。这次论韵对于《切韵》的编著以至一千多年来的汉语音韵学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篇《切韵序》开头的“开皇初”显然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因是经典，陆法言不经意间的三字，遂成谜题，而且是具有高度吸引力的谜题，引得众多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竞相奋力破解：此“开皇初”究竟是隋文帝开皇何年？ 二19 陆序、长安论韵结语 “长安论韵”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至为重要的大事，这次论韵的学术成果孕育了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切韵》。根据陆法言《切韵序》的记述，“长安论韵”的地点、人物都很明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荣(1957)《陆法言的〈切韵〉》，其第二节“《切韵序》略释”里讲道：“《切韵序》说‘昔开皇初’，刘臻等八人都到陆法言家里讨论音韵，我们不能确指开皇初是开皇哪一年，现在姑且假定为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又加了个注：“不过总在开皇五年九月以前。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开皇六年，卢思道死于长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显(1984:34-35)《〈切韵〉纲纪讨论制订的年份》，认为上述的“两说都不能成立”，“只能寻找别的途径来加以解决。从《切韵序》把刘臻等八人按照年龄大小，先后相次，有条不紊来看，自应认为，陆序对于刘臻等八人的称呼也有个统一的准则，不可能这个用最高的头衔，那个用最近的头衔，随随便便，信手拈来的。底下可以看到，他对八人的称呼，绝不用隋朝以前的官衔，就是一个严格的准则。虽然他们八人各自有着复杂的仕宦经历，有一连串的官衔；但在具体的年月里，其官衔则是固定的，不是可此可彼的。通过头衔的考察，如果发现开皇初的某一年，他们八人的头衔基本上都跟陆序的称呼相合，那就有理由认定《切韵》纲纪的讨论大概在这一年。”王显对刘臻等八人的头衔逐一做了考证后，认为在开皇九年四月间，他们的官衔跟陆法言《切韵序》中的称呼相合。最后，王显(1984:44)认为：“把《切韵》纲纪的论定定在开皇九年四月十七日前后，是考之史实而基本相合，揆之情理而最能圆通的。” 与李荣、王显的观点不同，我提出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我曾将在1990年两岸音韵学者交流会上宣读的拙文复印件复制了一份寄呈王显先生乞正，他坚持己见，又撰《陆序“开皇初”为九年四月十七日前后说的补充》示我。1994年王先生仙逝后，我将他的手写遗稿复印件寄《古汉语研究》杂志社请求发表，《古汉语研究》刊于1997年第3期。 三 长安论韵的设立 就我浅闻，《切韵序》于公元601年“诞生”以来，似乎在1928年以前一直无人探究“开皇初”的具体年份问题，即使在考据学大盛的清代，即使以《切韵考》一书而名垂音韵学史的陈澧都未曾措意于此。 近七十年来，出版的汉语音韵学的通论书和中国语言学史的著作、辞典很多，在述论陆法言的《切韵》时，必然要介绍《切韵序》和长安论韵，一般不触及“昔开皇初”的具体年份问题。但也有不少论著予以探究，正如 卅年前拙作《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开头就说，“元年说不予讨论”，显得很是突兀，实因“开皇元年说”系“姑且假定之言”，见上引李荣文。 主张“开皇二年说”的学者颇多：最早是 读上述诸文，可见，“开皇二年说”的支柱有二：第一、开皇初年燕集论韵的十人中卢思道最早下世，因此燕集必在卢卒之前，这是最正常的逻辑推理。董作宾《切韵年谱》：“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历五八〇)卢思道为武阳太守时年四十九”，“(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历五八三)卢思道卒，年五十二”。《隋书·卢思道传》文末叙述卢思道两次“上奏”，一为大理不可除，二为殿庭非杖罚之所。此后的文字是：“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上甚惜之。”“是岁”紧承两次上奏，似乎时间与之同一，因而可以据以确定卒年。可是《隋书》对这两次“上奏”的时间都未明确交代。而且两次“上奏”未必同一年份，于此，王显、吕朋林、祝尚书、张雨四位以及文学史家倪其心都做过考证，各抒己见。我认为祝尚书之言可从， “二年说”的第二根支柱是人们对“初”意义的直觉认知。 既然长安论韵被定在开皇二年，那么史传上好些有关人物在开皇头几年的行踪就只能被压缩在元年和二年的时间之内。如此，就不能不面临许多难以解释的困难。 二年说的信从者最多，影响最大，当与董作宾的高知名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