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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史记》看西汉时期的文政观 西汉时，董仲舒充分利用自身之法，根据汉武帝的要求，提出了三项对策，并提出了三项关于文化和教育政策的建议。现代人将其概括为“振兴大学”、“重选举”、“解雇所有家庭和尊重儒家思想”。这三方面内容在汉武帝时期逐步得以实施，并影响到了整个古代教育的发展。但奇怪的是，《史记》却对董仲舒“三对策”只字未提。为什么?有人认为董仲舒的三条建议并非首创， 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恩怨以及他对汉武帝政治形象的个人评价， 一、 董仲舒的三对策 董仲舒的“三对策”是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全文收录，班固明确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但《史记》没有为董仲舒单独立传，而是将《董仲舒传》放在了《儒林列传》中，与申公、王臧、辕固生、韩生、孔安国、伏生、胡毋生等一并叙述，其中也没有言及董仲舒的“三对策”内容。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董仲舒的记载还是比较客观。在学问上，司马迁对董仲舒有诸多的肯定，说他钻研学问三年“不观于舍园”;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说他治《春秋》很有水平，甚至在《自序》中还引用了董仲舒的见解。对其人品，司马迁用了“为人廉直”四个字:“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司马迁还记载了董仲舒的两件事。董仲舒擅长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并以此判断朝廷施政之正误。其在《对策三》中强调:“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至于董仲舒的“三对策”，是董仲舒围绕汉武帝的三问，就天人关系、儒学的价值、天与儒学的关系等三上对策。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的原则，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为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依据。为保证天子的权威和统治的稳固，他强调必须采用儒家的治术，由此在思想上不允许出现别的声音，须“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来班固在《汉书》中将其归纳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那么，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三对策”为何不予记载?学术界对此有诸多的探讨，俞启定在《中国教育通史·两汉卷》中论证了董仲舒的三项建议并非首创。本文在这一基础上认定，董仲舒的建议对这三项政策的确立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先看董仲舒的对策时间。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次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光元年(前134年)，以“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为题策问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 再看内容，董仲舒对策中所言及的三项内容，是否由他首次提出也存在疑点。 关于“兴太学”，这在董仲舒的对策中确实有明确的表述。从时间上看，即使是在元朔初对策，董仲舒的这一建议也是在前。朝廷讨论此事，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元朔五年，汉武帝下诏置博士弟子员。汉武帝在诏书中指出:“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 关于“重选举”，汉代实施察举制度最早可追溯到高祖时期。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是为汉代选士之开端。 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董仲舒之前也已经有人提出。《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下诏察举贤良方正，丞相王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就是说，董仲舒“三对策”中所涉及的内容，《史记》中都有所记载，其起始缘由、操作经过，司马迁都一一记录，其中看不出董仲舒的建议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客观来说，董仲舒“三对策”的贡献，是顺应汉武帝的崇儒需要，将这三方面的举措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特别是从“天人感应”出发，论证了“独尊儒术”政策有利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二、 以儒术为教化，彰显儒术教化的目 如果问题只讨论到这里，似乎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即司马迁对董仲舒“三对策”的不置一词，会不会是对汉武帝时期的教育有一种态度? 提出这一疑问的依据，来源于《史记》中的《儒林列传》。这是专论“学官”，即教育人物的篇章，从古到今，对武帝时期的学官还分别立传介绍。然而在这一章，司马迁开篇却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历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废书而叹”之因，乃是遭遇到预期之未达，或理想之破灭。司马迁的教育理想蕴含在《儒林列传》的首论孔子之中:“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司马迁之一叹，自孔子创办私学以来，儒家学者就命运坎坷，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世以混浊莫能用”，以致孔子会发出“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