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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受害者的心态和行动 一、 ．电信诈骗犯罪过程中受害者的心理因素 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从传统上讲，通过直接手段对受害者的财产进行非法占领（如盗窃、盗窃、第三方欺诈等）的处罚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基于电信和网络通信手段的远程欺诈犯罪（以下简称电信诈骗）显著增加。电信诈骗的作案者隐蔽，基于特定的“话术”“剧本”，以电话、短信、网络链接等形式，诱骗不特定的受害者上钩并设法维持类似“洗脑”式的遥控，使被害人遵照指令主动转移财产，受害人直至犯罪既遂后方才醒悟。 在电信诈骗的全过程中，受害者对犯罪分子的轻信、配合、遵从，是犯罪行为得逞的前提条件，也是警方有效开展反诈骗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但是，电信诈骗受害者的种种反常心态和行动，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受害者的智力或社会经验不足。现代心理学对人类认知系统固有的偏差的研究，不仅为分析理解电信诈骗受害者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视角，也有望为未来的反诈骗工作如何更好地干预、改变受众及潜在的电信诈骗受害者行为提供思路。 二、 信息加工系统的特征 在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视野下，人类大脑被看作一台精密的“信息加工机器”：它负责处理来自多种感知觉通道的海量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整合，并与头脑中原先存储的信息进行交互，从而产生关于世界的判断和态度，最终发动和指引人们的行为。考虑到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理应是人类生存演化和适应环境的结果，人类的信息加工系统自然地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由于大脑有限信息加工能力无法完全处理外界环境中的所有信息，因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大脑形成了遵循“认知经济性”原则的工作方式，也即人们总是有倾向去采用节省认知资源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过度简略、错误归类并做出基于直觉而非理性思维的决策。而且这种倾向会在认知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遭遇危急情况、情绪紧张时)表现得愈发凸显。其次，大脑的信息加工要服务于个体的生存适应，因此在处理和个体“自我”相关的信息时，大脑往往会产生特殊的认知偏差，以实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保护。 综上，人类的大脑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在适当的条件下，有较高概率导致各种认知偏差。以下，笔者试概括若干和电信诈骗受害者的心理和行为相关的、同时又普遍存在于广泛人群中的典型认知偏差，并分析其可能如何被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利用。 1. ．“他人”及“消极词”锁定说 除了少数特殊人群(如重度抑郁症患者)，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将“自我”与积极品质联系起来，这种对自身持积极肯定态度的特征被称为自尊(self-esteem)。例如，美国心理学家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发现，如果让人们用一种动作(如用左手按键)来对“自我相关词”(如“自己”)或“积极词”(如“聪明”)进行反应，而用另一种动作(如用右手按键)来对“他人相关词”(如“路人”)或“消极词”(如“懒惰”)进行反应，则人们按键反应的速度明显较快。反过来，若要求人们用同一种动作将“自我”和“消极词”绑定在一起，却将“他人”和“积极词”绑定在一起，则按键反应速度明显变慢。这说明人们在头脑中，就具有把自我设定为较他人更正面、更积极的固有倾向。 自尊代表了人们主观上维护正面自我形象的倾向，其存在有助于维持个体的心理健康，但它也同样带来了一组被称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的认知偏差，也即人们在解释身边发生的事件时，总是选择建构一种有利于自我的视角，包括拒斥或忽视对自我不利的客观信息，以及夸大或强调积极的自我形象。自我服务偏差可以最直接地表现在所谓“高于平均效应”现象中：在任何一个稍大规模的群体(如一个社区或一个企业)中，要求每个人主观估计自己的某项品质在人群中的位置(例如：“请估计您的智力在公司所有员工中排在前多少名?”)。收集每个人的回答后，计算所有人答案的平均数，总会发现这个平均数优于实际的人群均值。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如果人们对自身的智力水平有客观的评价，则他们的自我估计均值应该正好符合50%，但实际上这个主观估计数值总是优于50%。这充分说明人们在对自身品质进行评定时，存在夸大的偏向。 自我服务偏差广泛存在于每个正常个体中，对于反电信诈骗宣传工作来说，受众的自我服务偏差将使他们主观上不愿接受一个负性事件(如电信诈骗)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事实。尤其是当他们(或整个反诈骗宣传体系)将“被骗”和“愚蠢”“无知”等负面品质相联系时，受到维护自尊的动机驱使，受众极有可能直接否认电信诈骗对自身的潜在威胁，并选择忽略此后的所有信息。形象地说，此时受众头脑中的直觉思维内容可以表达为：“愚蠢的人才会被骗”+“我比大多数人聪明”→“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因此不需要关注”。 2. 基于场景与心理的判断 从现代心理学的某些视角看，个体在复杂社会情景中的行动，可以比喻为演员按照剧本进行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