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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作年考 2018年，《渭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五版发表了袁传章先生的虚假信息。它被记录为“司马迁诞生前145年的学者考证”，方便写作，省级错误理论。该文第四题标目为“‘《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说’及‘任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说’皆属伪证伪考”, 系对拙文《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其中一题的辩驳。《渭南师范学院学报》提供“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学术研讨”交流平台, 拙文刊于该刊2017年第9期, 重点评说了两个问题:其一, “历史事实:《报任安书》不作于征和二年”;其二, “‘于是迁仕为郎中’句之‘于是’二字非无缝连接词, 而是相当长时间的连接词”。袁先生《虚妄论》未对“于是”二字的评说做回应。因为袁先生解“于是”为“就在这个时间”, 连接司马迁“二十南游”与“仕为郎中”这两个前后相承的事件, 没有时间的间隔, 是无缝连接;而袁先生自己所举的四个“于是”的例证, 袁先生自己均解为“这之后”, 表明前后两个相承的事件具有相当长的时间段。特别是其中一个例证, “秦火之后”, 于是, “汉复兴文化”, 此例“于是”连接的前后两个历史事件相隔十四年, 而且改了朝, 换个代。“于是”作介词结构, 可以解为“就在这个时间”, 而作连词就要解为“这之后”。具体情况要依语言环境而定, 司马迁“二十南游”, 何年归来与“仕为郎中”之后的扈从之游与奉使之游, 是完全不同的游历, 直觉就不能解“于是”二字为“就在这个时间”。在历史事实面前, 袁先生不做回应, 只要心服, 我们不必要求口服。学术研讨, 旨在求真。任何人, 只要服从真理, 都是值得欢迎的。但《虚妄论》对于拙文的第一个问题仍妄加责难, 说:“‘《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说’及‘任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说’皆属伪证伪考。”到底是谁在作伪证伪考, 看来还要把历史事实再抖落一番。本文试图对此再做简洁明快的回答, 就《报书》作年与袁先生商榷, 下分三题来说。 一、 《报书》作年:是生年还是主 “《报任安书》作年为基准点”, 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拙文《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在评说“历史事实:《报任安书》不作于征和二年”这一话题时, 首先就揭示了《报任安书》的“作年”不是基准点, 只不过没有点出“伪命题”这三个字。为了让袁先生加深印象, 本文不能不直白点明了, 下面引录一段拙文的评说, 请袁先生细看。拙文的评说是: 以《报书》作年为基准点, 此乃大误。基准点具有唯一性、明确性, 由它可以直接推导司马迁的生年。《索隐》说司马迁元封三年, 年二十八;《正义》说太初元年, 迁年四十二岁, 这是推导司马迁生年的两个基准点。按《索隐》说,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按《正义》说,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由于两说并存, 所以两个生年均成为待证之假说。迄今, 考索司马迁生年, 仅有这两个基准点, 舍此无它。《报书》的作年, 不具有直接推导司马迁生年的功能, 无论哪一种作年说法———“太始元年”说、“太始四年”说、“征和二年”说, 均不是基准点。假如袁先生考证出司马迁某岁作《报书》, 再考证出《报书》作年, 则基准点之说是成立的, 但袁先生的考证是离开这一路线的, 所以是不成立的。 二、 太子刘据相关事件 袁先生以《报任安书》 (以下简称《报书》) “作年”为基准点, 其核心论点是“《报书》必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见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增刊所发袁文《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 又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袁著《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中。对此, 拙文《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有如下评说: 袁先生认为, 征和二年夏天任安卷入巫蛊之祸被捕, 到十一月仍囚禁狱中, 于是司马迁在“迫季冬”而任安未被处死时, 写下了《报任安书》。这纯系袁先生的主观臆测。 任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 根本未系狱到“迫季冬”的十一月。所以司马迁的《报书》不作于征和二年, 与任安卷入巫蛊案没有关系。 为了袁先生备忘, 这里再一次抖落《汉书》《汉纪》《资治通鉴》记录的仁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的历史事实。《汉书》是原始记载, 巫蛊事件是武帝晚年的一次重大事件, 可以说是一场未遂政变, 死亡数万人, 载于《汉书》中的《武帝纪》《武五子传》《刘屈氂传》等多篇。依《汉书》记载, 先梳理巫蛊事件的始末, 特别是征和二年七八月间这场未遂宫廷政变始末。 《汉书·武帝纪》载: 秋七月, 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 太子与皇后谋斩充, 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 死者数万人。庚寅, 太子亡, 皇后自杀。初置城门屯兵, 更节加黄旄, 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坐失纵, 胜之自杀, 仁要斩。八月辛亥, 太子自杀于湖。 《汉书·刘屈氂传》载: 太子既诛充发兵……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