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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1 生态补偿ec 中国的“生态补偿”概念与国际的“生态补偿”概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随着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及退耕还林 (草) 等工程的实施, 国内生态补偿研究重点偏向了经济补偿。着重将“生态补偿”定义为“经济补偿”的文章, 始于沈孝辉发表于1996年的《共存才能共荣——建议尽快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用实施生态补偿制来理顺全流域的生态关系和经济关系……经济发达的中、下游省 (市) 对上游贫困县的资金补给, 不是单纯的扶贫, 更不是恩赐” 国际上, 一般是将“生态补偿EC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作为“物理”概念来理解, 强调“等量” (零净损失) 或“多量” (净生收益) 生态数量的补偿, 类似我们的耕地占补平衡。欧洲基础设施与生态网络 (IENE) 编辑的《野生动物与交通——欧洲识别冲突和设计解决方案手册》认为, “生态补偿EC意味着, 特定的自然生境及其质量——如湿地或老森林——在受到批复的项目影响时, 应在其他地方得到保护发展。在实施补偿时, 应平衡生态损害, 以‘零净损失’为目标, 使生境及其相关物种都受益。生态补偿可以定义为创造、恢复或提高自然质量, 以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所造成的生态损害” 与生态补偿EC类同的概念, 叫生物多样性补偿 (Biodiversity Offsets, 简称BO。这里的Offset, 是指抵消、弥补的意思) 。按照商业及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 (BBOP) 的定义, “生物多样性补偿是指在采取适当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后, 为补偿项目开发中遗留下来的严重不利生物多样性影响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可衡量的保护成果” 结合中国实情, 我们将生态补偿定义为“生态受益方向维护及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支付的物质补偿”。而国际上, 生态补偿EC概念与我们的耕地占补平衡很相似。为了与国内侧重于经济关系的“生态补偿”概念区分, 我们将国际上生态补偿EC称为“生态占补平衡”, 等同于“生物多样性补偿”。 当前, 约有40个国家或政府建立有专门要求生物多样性补偿或某种形式的补偿保护以应对特定影响的法律或政策 2 州省政府的职权 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 一般的资源管理事务主要是州 (省) 政府的职权。但生态环境问题多具公益属性, 且跨区界性明显, 因此联邦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管理职权较大。 2.1 评估生物多样性补偿 澳大利亚联邦生态环境管理主要法律为《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EPBC法) 1999》, 于2000年7月施行;配套有《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2000》。EPBC法修正案于2013年6月施行, 将水列入了“国家重大环境事项 (MNES) ”——具有国家层面意义的生态环境事项。按照EPBC法, 如果“拟议活动”对国家重大环境事项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则必须进行评估, 以确定影响和补偿的具体数额 澳大利亚联邦 (中央) 层面, 将生物多样性补偿称为“环境补偿”。2007年, 联邦政府出台了《EPBC法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草案2007》;2012年, 出台了正式的《EPBC法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2016年出台了《EPBC法先行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 2.2 u2004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 2017年8月, 新南威尔士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2016》开始施行, 替代了《濒危物种保护法1995》。同时, 新法规定的“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 也正式取代了濒危物种保护法配套建立的自愿性质的“生物多样性银行和补偿制度 (BioBanking, 生物银行/生态银行) ”。生物银行制度于2008年7月开始实行, 也被称为“缓解银行”或“保育银行”, 指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由场地外另一块被称为“生物银行场地”的土地得到缓解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2016》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2017》, 建立了解决开发和清理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制度框架。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要求制定生物多样性管理协议, 这是土地所有者自愿签订的永久协议, 以确保补偿土地上的生态保育。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由环境与遗产局 (OEH) 负责执行。 NSW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从事开发或清理活动的开发商, 产生一项必须退止 (收回) 的信用义务 (即开发商对生态造成了损害, 产生了负的“生态信用”。开发商必须退止、消除此负的生态信用, 否则其生态保护义务没有履行完毕) , 以抵消其活动所造成的生态损害。二是在土地上建立生物多样性管理场地的地主, 向需要这些信用的开发商出售信用, 以足额补偿后者开发活动所造成的生态损害。 2.3 u2004生物多样性补偿系统的运行方法 2.3.1 参与可持续生态评估和恢复 从事开发或清理活动的“提议人 (主要指开发商) ”, 要参加补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