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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的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家有两部分。历史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历史哲学家的反思和否定，历史研究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分析和批评的历史哲学家。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 其理论高度和系统程度, 在当时的世界上较为罕见。其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 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 一方面表现为论证皇权统治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皇权政治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 汉武帝登基后加强皇权思想的理念演变 西汉前中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皇权由弱到强、不断巩固发展。西汉立国之初, 在治国方略上行“黄老之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 地方上有异姓王与同姓王的政治割裂, 中央有功臣与外戚势力对皇权的掣肘。从秦汉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汉初至武帝之前, 是皇权政治的倒退与衰落时期, 但此一时期也是皇权积极寻求重振的时期。 西汉前中期皇权的重振, 从打击皇权的对立政治势力开始。从高祖剪除异姓王到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 国内分割皇权的显著势力受到重创。与此相携而行的便是皇权试图将统治思想引向更利于自身的发展方向, 但这一进程充满了曲折。秦汉时期皇权的真正重振发生在武帝时。董仲舒的历史理论便是在皇权巩固与发展的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武帝时的政治变革, 为董仲舒历史理论的产生提供了至少以下4个方面的政治条件。 第一, 武帝时国力的上升形势和高祖以来皇权的上升趋势已经使统治思想的改弦更张势在必行。秦朝的法家统治思想使皇帝居于“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第二, “尊儒”是武帝重建皇权思想的必然选择。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社会具有“后瞻”式的思维特点, 人们偏向于遵从传统, 习惯于从祖辈那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秦朝用法家学说, 汉初行黄老政治, 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一定关系。武帝登基后, 需要为加强皇权寻找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当他回首历史, 只有3种治国理念可供选择, 也就是儒家、道家、法家, 因为这3种治国理念是先秦以降影响最大的, 而且也是 (至少在汉人看来) 确实实施过的。但武帝只能选择儒家。因为法家的治国理念已经随着秦朝的二世而亡宣告破产, 与道家渊源颇深的汉初黄老思想已经愈加不能适应加强皇权的需要, 且为其政治对手所把持。因此, 儒家理念是武帝仅有的可能选择。况且儒家讲求礼治, 注重等级秩序, 正好符合加强皇权的需要。这样一来, 尊儒就成为武帝的必然选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儒家学说确是伴随着汉初国力上升和皇帝加强权力的愿望增强而兴起的。 第三, 武帝时期皇权强化的政治局面与武帝本人的政治抱负, 为董仲舒的《公羊》学成为统治思想提供了条件。武帝并不安于“无为而治”, 在位时期积极扩张皇权, 对内颁行“推恩令”以削弱王国, 实行盐铁官营等经济国有化政策, 强化了中央集权, 对外则发起对匈奴的反击战争, 借战争来改革政治体制从而掌握军权。政治大一统自然是一统于皇权, 因此政治大一统自然意味着统治思想上将皇权定于至高地位。 武帝即位之初, 便有“明年建元”之举,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的先河, 表现出强烈的树立皇帝威权的意愿。“明年建元”实际上是“改正朔”的退而求其次之举。古人认为“改正朔”是以更改历法的形式宣示皇帝受天命而立。文帝无法接受贾谊“改正朔”的建议, 登基伊始的武帝也同样没有足够的能力改正朔, 但武帝通过使用“建元”年号的方式回避了更改历法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从天命角度树立皇帝权威的目的。利用政治文化传统树立皇帝权威距离树立服务于皇权的统治思想还有相当距离, 尤其是随着武帝取得一系列文治武功, 无论是客观的政治一统形势还是武帝本人的政治抱负都使他必然要寻求一种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皇权思想, 这恰为董仲舒《公羊》学成为统治思想提供了契机。 第四, 武帝时期皇权的强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而实现, 需要与之配合的变革思想, 这是董仲舒历史变易理论形成的重要动因。西汉前中期, 皇权的强化必然带来多种政治变革。这些变革有违汉初传统, 遭受着外戚、功臣等保守势力的阻碍。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 诸侯王借口“擅变更律令, 侵夺诸侯之地” 董仲舒的《公羊》学为武帝时期强化皇权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也不得不在建构自身学说时考虑到这些现实政治变革,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说明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董仲舒早在建元元年对策 今汉继秦之后, 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治之, 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 令下而诈起, 如以汤止沸, 抱薪救火, 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 甚者必解而更张之, 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 甚者必变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 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 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的政治变革主张, 在其历史哲学中即表现为历史变易理论。董仲舒认为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