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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土地制度研究综述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土地问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的历史经验提示我们，现代性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发端于土地用途的转变。世界经济体系曾有一段被称为“荷兰的农业世纪”的历史，从1590年到1670年，荷兰占据着世界经济体系的霸权地位。塑造这段历史的关键是，荷兰用园艺经济取代了传统农耕，园艺经济是以经济作物种植为特征的强化农业，它促进了荷兰的城市化与工业化。 按照学术思想的脉络，本文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为三部分，即经济史视野中的边疆土地制度研究、封建社会研究中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土地制度研究。受东部地区土地制度研究的影响，人类学最初将眼光转向边疆地区时，研究的出发点是土地经济问题，费孝通是经济史这一脉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而在边政学的讨论中，以林耀华为代表的人类学者将土地问题放入边疆封建制度的研究当中，形成了第二种边疆土地制度研究的脉络。新中国建立以后，依据土地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阶级划分是民主改革的基础，在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掀起了讨论土地问题的又一次高潮。就土地问题而言，三个学术脉络讨论的重心亦有所不同，现将其分别论述如下。 一、 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东部农村仍以小农经济为主，但在沿海地区，受世界经济体系影响，现代工商业的资本已经流入农村，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改变。最早对这一现象做出回应的人类学家是费孝通，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裹挟在世界市场当中的江村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革。受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的影响，费孝通认为，新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以不在地主阶级的出现为标志的。就传统而言，农民所赋予土地的主要是各种非经济的价值，例如情感寄托、名誉和安全感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土地的经济价值才会彰显———“人们有时急需用钱，经济紧张迫使人们把土地当商品对待” 1939年至1941年，费孝通与张之毅在云南农村进行调查，他们基于“类型比较法” 禄村是小农经济类型的典型代表，主要由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构成，无地人口则是雇佣劳动力的来源。费孝通将禄村土地制度归结为以雇工自营为主的小土地所有者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与维持，跟工商业的不发达和交通的不便利有关。禄村内部无法积累大量资金，外界的资本也没有渠道流入，土地集中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农村所有权不完全脱离农田经营者就不易产生长久保持大地主的身份” 对于消遣经济，费孝通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它无法适应现代工商业造成的经济环境。当时都市工业已经开始动摇禄村的土地制度，消遣经济的特征也已有变化的趋势。都市工业的发展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劳动力价格因此水涨船高，这直接导致有闲阶级保持生活方式的成本增加，部分有闲者不得不参加土地劳动。费孝通把此种土地经济变迁的方式归纳为“都市的工业与乡村的农业竞争劳工” 通过禄村与江村的比较，费孝通修正了他对土地金融化问题的看法。前文已经提到，在江村研究中费孝通指出，城市地主投资农村的兴趣依赖于交租的可靠性，而交租的可靠性除了凭借收租方法之外，最根本上还是跟土地的生产力有关。“生产力越高，农民生计越好，吸收资本的能力也越大”，也是费孝通继承自托尼的观点 张之毅在易村和玉村的调查为费孝通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支撑和补充。易村是以传统手工业为特征的农村，农业与手工业构成的经济结构共同塑造了易村的土地制度。易村的手工业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手工业，一种是作坊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是对农业劳动的补充，并不形成资金积累，而作坊手工业是易村资金积累的主要方式，是重要的金融资源。这部分资金通过放债的方式逐渐将村中的土地权集中，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可以预见，在现代工商业进入内地之后，易村的作坊手工业一旦难以应对挑战，就可能面临江村出现的局面。塑造玉村土地制度的力量主要来自商业，贩烟土、洋纱等商业为玉村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村内商人从商业中获取的资金虽然也流向土地，但并没有集中土地的意愿，所获得的土地主要靠雇佣夷人经营。另一方面，城市的商人会在玉村购买土地，并租给本村穷人耕种。张之毅认为，“玉村田地上的剥削关系，不是发生在本村的富人和穷人之间，而是发生在本村富人和山边穷苦夷人之间，发生在城市商人地主和本村穷人佃户之间” 总结以上研究，在与城市的现代工商业遭遇过程中，边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土地制度变迁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是经济史视角下的人类学所关心的问题。边疆社会原来不存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多属于自给自足的类型，农村因土地的占有形成了贫富阶级的分化，或者因有限的商业和手工业而塑造了土地制度的形态。近代以来，都市工商业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将农村与现代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出路，也为农村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农村劳动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