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孟子古希腊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融合.docxVIP

柏拉图与孟子古希腊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融合 “世界上是一样的，有不同的路径，相同的东西，不同的优先事项”。”人类诸多文明形态面对同样的终极问题,通过各自视角和途径去分析、建构各自的文明模型与样态。虽然路径不同,但方向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文明间的比较与互鉴才有了意义和价值。“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 一、 政治哲学的产生 一个时代命题必然产生于对时代问题的关切。柏拉图和孟子的政治哲学正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而提出的。社会的纷乱、政治的无序、“邪说暴行”的流行,种种社会问题促使柏拉图和孟子等人思考什么是个人的良善和国家的正义的问题。 (一)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形成 柏拉图(前427—前347)生于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时期,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雅典人口急剧衰减、经济凋敝和社会问题丛生。在青年时期,柏拉图就见证了城邦政治所上演的一幕幕“舞台秀”: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频繁的政权更替、政体变换,又导致政治失序、人们无所适从、社会道德滑坡。公元前399年,雅典在民主政体下处死了苏格拉底,这让原本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无比失望,于是离开雅典开启了长达12年的游学生涯。在游历期间,柏拉图意识到需要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又善于治理处理政务的政治家,这是他“哲学王”思想的雏形时期。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建了自己的学园,开启了他的学院时代。在这期间,他两赴西西里,希望把他的政治理想付诸现实,但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沦为奴隶。此后,他对自己参与政治不抱希望,转而通过对学员们传授知识、提供政治咨询和学术研究等方式来实现他哲学家治国的目的。 (二) 孟子仁政的政治思想 稍晚于柏拉图,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这一时期是战国的末期。孟子称他所处的时代为“邪说暴行”流行的时代。就“邪说”而言,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等诸多学派广布流行,一时成为显学。就“暴行”而言,各个诸侯国忙于兼并战争,以致“杀人盈城”“杀人盈野”“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的现象随处可见。为了能“息邪说”“止暴行”,孟子游说各个诸侯王,宣扬其仁政的治国理念,然而均不被所用,退而与学生著述经典,传习儒家教法,用文以化政的形式来影响政治。 通过对柏拉图和孟子二人生平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二人面对的是相似的社会问题:政治失序、战乱频发、民生凋敝、异见学说繁杂。二人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有治国安邦之志,都有不被认可采纳的经历,最后都退而著书立说。相似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柏拉图和孟子都将圣贤政治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 贤能政治是实现善政的必由路径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孟子的仁政思想,在二人的学术体系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二者都起于对人性问题的思考,都追求政治良善的价值旨归,也都以圣贤政治或贤能政治作为实现善政的必由路径。 (一) 柏拉图对“哲学王”概念的阐述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起于对“正义”内涵的探讨。他认为:“正义属于最好的一种善。”正义是德性和智慧的完美结合,体现了灵魂的优秀之处。与之相反,不正义则意味着邪恶和无知,体现了灵魂的缺陷。“正义是快乐而幸福的,非正义是痛苦而悲惨的。非正义将永远不会比正义更为有利于人了。” 第一,就国家的正义而言,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本质是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正义是促使前三者产生,并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品质。在一个城邦中存在着生产者、武士和统治者三个职业或阶层。他们的灵魂分别代表了欲望、激情和理性。他们的德性分别象征着节制、勇敢和智慧。国家的正义,是保护“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业”,即社会分工的有序和互不干扰。他认为,如果让一个木匠去做鞋匠的工作,让鞋匠去做木匠的工作,或者让他们兼做这两种工作,对国家而言这是不正义的。同样,一个生产者想跻身统治阶层,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不正义的。“经商的人、国君辅臣、国家守卫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因而也就使他们的国家成为真正的正义国家了。” 第二,就个人的正义而言,柏拉图认为个人的正义与国家的正义本质上没有区别。个人的智慧、勇敢以及其他一切美好的品德都与国家的品德无二。国家的正义源于三种职业或三个阶层的各安其份、互不干扰,智慧居于勇敢和节制之上,欲望、激情需要接受理性的管辖。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如此。由于灵魂寄寓于肉体之中,难免受到欲望的干扰,而欲望的膨胀会使灵魂不得安宁,人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灵魂需要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统辖。柏拉图说:“正义并不只是外在的,各管各的事,而是基于内在的,即牵涉到真正的本身的事情……正义的初衷是合理安排自己的事情,真正做到自己主宰自己,善待自己。” 第三,“哲学王”概念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