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冈仁波齐》的理式论.docxVIP

电影《冈仁波齐》的理式论 关于冈仁波齐的“纯粹宗教”主题很少有国产电影。《传灯》、《慈悲之旅》等国产宗教题材的电影作品在过去尝试过“半宗教”方式, 但受众反响并不热烈。《冈仁波齐》的导演以参与式观察者的身份, 介入到“朝圣”过程并以纪录片电影的形式呈现, 可以说是中国宗教电影的首创。《冈仁波齐》巧妙地使用“理式论”, 将其作为方法, 对作品进行建构, 有效规避了宗教与商业直接冲突的尴尬。这部作品创造了新的电影的叙述方法, 也是弥补宗教电影样式的一次探索。本文通过“理式论”的反向剖析, 挖掘其成功的原因, 以期给未来宗教题材电影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 理式与“现实”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艺术的“创造”精神, 认为一切创造的根源来自神。他同时认为, 质料是被动的, 形式才是主动的、能动的, 形式是一切事物的“第一推动者” 理式的概念来源于柏拉图, 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柏拉图认为存在宇宙中普遍永恒的原理大法 理式完美解释了非物质世界的真实性, 在记录类似《冈仁波齐》题材的作品时, 显示了形式与质料同样重要的事实。《冈仁波齐》中的理式视角是赫拉克利特式的, 它并非将世界机械地划分成物质世界和“理式”世界, “朝圣”与“现实”紧密的联系通过“理式”可视化, 其背后的逻各斯得以清晰呈现。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收录的《理想国 (卷十) ——诗人的罪状》中, 柏拉图曾深入阐发理式与视觉艺术的关系的问题。他是通过复述他老师的观点的方式来表述的:苏格拉底与格罗康的对话谈及影像制造者, 苏格拉底就认为影像制造者即是摹仿者。深层次说, 摹仿是理式转换的核心方式, 因此纪录片记录者在理式起点作为第一层的情况下, 张杨的《冈仁波齐》主题就是完全三层理式的摹仿。《冈仁波齐》很自然得将故事按照柏拉图提出三种世界的方法划分成了“理念-现实-文艺”, 这三层理式通过摹仿串联起来。 为了细化理式转变的不同阶段, 以全面把握信仰的转换过程, 我们可以把“摹仿”这种方式再次拆解:理念到现实看作柏拉图所谓的“创造”, 现实到文艺则属于最核心的“摹仿”, 文艺到受众的过程归纳为霍尔提出的“解码”。 二、 信仰的内涵不同 自然创造了“神山”, 人创造了信仰, 由自然过渡到人, 也是一种创造。这一过程, 即是理式转换的第一阶段:“理念到现实”。“冈仁波齐”这座山是一种客观存在, 一座山的精神内涵则是通过人为附加的。藏民对冈仁波齐的朝圣, 不如说是对冈仁波齐附加内容的精神信仰。很自然的, 这种理式从自然中的山传递到了人。这与传统的信仰定义很是契合:“信仰是生命自身需要的精神与文化存在。真正的信仰存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及其觉解之中。” (一) 理念4:创造“真实”是藏民信仰的核心 信仰的创造来源于人的行为准则, 《冈仁波齐》中所表述的藏民对神山的憧望可以说原汁原味:片中藏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趟冈仁波齐朝圣, 他们对朝圣归来的人刮目相看。碰巧尼玛扎堆的父亲去世, 为了满足父亲的遗愿, 并且也是神山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 尼玛扎堆和叔叔一起策划了这次朝圣。他们的信仰可以借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床”作为对象进行分析, 《冈仁波齐》中的“床”即是信仰。藏民信仰的过程属于柏拉图理式三段论中的第一阶段:“神到木匠”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现在作品中即是藏民对“真实体 (自然) ”的“制造”, 是对最本源理式的挪移, 所以“创造”是这一阶段的核心。 “对理式的创造”能够切实反映藏民信仰的形成过程和机理, 也就是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变。理念就是实实在在的冈仁波齐山, 现实则是真真切切刻在信奉者心中的信仰。本质上讲“冈仁波齐”这座神山是经过《罗摩衍那》、《冈底斯山海志》和《往世书》等史籍建构的, 通过这层人为的“创造”才形成了信徒对神山的敬慕, 《冈仁波齐》则通过使用片头对话的方式, 以信徒的口吻强调藏民心中神山的向往也成为一种必然准则。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 这个创造的过程依托于藏族史籍的构建毋庸置疑, 而《冈仁波齐》通过影像手段的再创造才能再次唤起受众对小众的藏传佛教的神秘记忆。 (二) 第一次理式的过渡 从纪录片创作论上说, 《冈仁波齐》中自然到人为的转换是通过信仰这个叙述对象串联的, 藏民现实生活中创造信仰的过程我们无法通过影像获取, 但是《冈仁波齐》则巧妙地通过神与人的自然合一来还原理式最原始创造的过程:腿有残疾的屠夫江措旺堆终日靠酒精麻醉自己, 深知罪孽深重, 朝圣只为寻求救赎;扎西措姆和父母一起去朝圣, 只为给亡者祈福;次仁曲珍在朝圣的路上生下丁孜登达, 一家人都认为丁孜登达会一生幸运……孕妇、掌舵人、老人、少年、女孩、屠夫……一行十一个朝圣者各有各的性格特征和职业分工, 而同时又有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他们的队伍是一体的, 他们的心也与自然是一体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境界,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