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清朝宪政改革研究.docxVIP

日俄战争后清朝宪政改革研究 对阿姆斯特丹鸿的研究 曲鸿杰是清末的重要人物。在研究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历史上，我们不能忽视他。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瞿鸿禨的研究往往偏重于1907年的“丁未政潮”，而对其在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时期的所作所为研究不多，或不系统。其实，丙午官制改革作为“丁未政潮之张本”， 一、 为府院关系，事中控政 瞿鸿禨（1850—191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谥文慎。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升为内阁学士，出任福建、广西乡试考官以及河南、浙江、四川等省提督学政。1901年，瞿鸿禨入值军机处，在枢垣当了7年的军机大臣，历任工部尚书、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宠信。 瞿鸿禨之所以能“以儒臣骤登政地”并得到慈禧的青睐，在于他过人的本事。《清史稿》评价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 （一） 作为门生、朋僚众多，树立了较好的向海经济 为官数十年来，瞿鸿禨以刚正清廉著称，在乌烟瘴气的晚清官场中他出淤泥而不染，是众多浊流中的一股“清流”。正因其“持躬清刻”的本性，他的门生、朋僚众多，也在儒生、翰林界树立了很大的威望。 关于瞿鸿禨清廉的作风，《汪穰卿先生传记》中记载了一则袁世凯早年“求媚”于瞿鸿禨的轶事：“袁督（袁世凯）初求媚于文慎（瞿鸿禨），无所不至，尝自言当修门生之敬。文慎拒之。继又请为昆弟交，亦不纳。” （二） 任务处 “任事”是指瞿鸿禨具有担任大事的才能。时人刘体智认为，瞿鸿禨之所以能在官场扶摇而上，是因为他“体类穆宗” （三） 细城极深，极深于城门 “锐”是指瞿鸿禨为人敏锐、机警，治事明敏，甚至可以说是城府极深。早在汪康年先生筹办《时务报》的1896年，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就善意地提醒汪康年：“（报刊）直斥至尊……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 二、 统治集团内部的学派 1905年，清廷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迫于时论的压力，又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遂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国外宪政。1906年7月，陆续归国后的载泽等考政大臣向清廷奏报考察情形，请求清廷仿照德、日等国实行宪政，确立君主立宪制度，其中，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提到了立宪的“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与“内乱可弭”，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启动了“预备立宪”的宪政改革，这“标志着清政府业已承认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破产，由此开始着手进行政治改革……逐步向君主立宪制度迈进。” 瞿鸿禨作为当时的权臣，自然被卷入了这场官制改革的漩涡之中。在当时清廷的高层官员中，赞成和反对宪政改革（尤其是设立责任内阁这一改革）的阵营比较明朗，主张改革的官员包括直隶总督袁世凯，出洋考政归来的大臣端方、载泽等，他们以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主要靠山；反对改革的官员包括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这些官员的坚强后台，正是军机大臣瞿鸿禨。就这样，在清廷仿行立宪的改革背景下，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已经悄然形成，这些派系相互攀附、奥援，又相互倾轧、排挤，晚清政坛在改革来临之前就早已埋下了血雨腥风之患。 在所有官员之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较为特殊，特殊之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瞿鸿禨城府极深，虽然他的内心深处非常反感清廷施行宪政改革、设立责任内阁，但他看似“旋于两党之间，无所反对”， 三、 对社会的影响 这次丙午官制改革中处处都有瞿鸿禨的身影，可以说，瞿鸿禨作为慈禧的宠臣，其一言一行对整个改革的决策及进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 等国设立“责任内阁” 就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第二天（1906年9月2日），清廷迫不及待地再颁一谕，派载泽、袁世凯等大臣“共同编纂”官制，又令端方、张之洞等大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最后，让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人承担改革方案的“总司核定”职责。 不久后，官制编制馆起草出一份中央官制改革的草案，这份草案确立了“一阁、十一部、七院、一府”的中央官制新格局，将传统的中央官制改得面目全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裁撤军机处与旧内阁”一项，亦即效仿日本等国设立“行政机关之首”的“责任内阁”。 这个改革方案名义上是由奕劻、载泽等人主持修订，但其实是在袁世凯的一手操控下完成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写道，袁世凯对此事“亲自主持”，而且编制馆的官员的各种说帖、条例都要经过他的“阅定”。 当然，袁世凯操纵出台的这个改革草案只是一个初纲，需“送往总司核定处删改” 让时人感到惊讶的是，奕、孙、瞿三人对草案审核后并未进行较大的改动，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整，比如将“财政部”的名称改为“度支部”，将“交通部”的名称改为“邮传部”，最为关键的是，奕劻等三名大臣仍然保留了“增设责任内阁”的建议。 按理来说，经过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