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时代苍凉中的超越试论张爱玲小说《怨女》的艺术价值.docxVIP

不可能的时代苍凉中的超越试论张爱玲小说《怨女》的艺术价值 1966年，漂泊异国的张爱玲在经济贫困和丈夫瘫痪的荒凉岁月中完成了小说《抱怨女人》。确实如皇冠版《张爱玲全集》补页上所说, “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一个弱女子, 在极度孤寂中仍然执着于写作, 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一种刚强;更何况又是在自己以前小说的基础上改写, 这就更显出一种独特与顽强。但小说出版以后, 却有人认为《怨女》仍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是对《金锁记》的重复。笔者认为, 这种认识不符合张爱玲的创作实际。张爱玲在谈到《怨女》时曾明白地表示:一个作家, 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成熟时期的作品, 是件很悲哀的事。显然, 张爱玲不会做令自己悲哀的事。那么, 她为什么偏要根据自己早期影响最大的《金锁记》来改写呢1992年她在《张爱玲自选集〈序〉》中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 以后我又以此为基础, 重新写出了《怨女》。我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 我觉着在那里面, 我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 原来, 张爱玲不是创作力衰退, 而是有意识地重写; 原来, 她把《金锁记》改写成《怨女》, 是因为“喜欢被经济与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 在这类形象里面, 有她“最想说的话”; 原来, 《怨女》是张爱玲对自己文学观念的自觉追求和实践, 是对自己生命意识的重申, 是她在苍凉的境遇中, 对自己的一次顽强的超越。 一 从人性看人性的转变 张爱玲所喜欢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人, 就是普通人、平凡人, 而不是彻底的好人, 也不是彻底的坏人。张爱玲因喜欢凡人而写凡人;因喜欢凡人而写《怨女》, 而塑造《怨女》中小奸小坏的凡人——银娣的形象。 写“凡人”是张爱玲的一贯主张。因为“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 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因为凡人,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 不及英雄的有力, 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1 对于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 对于凡人价值的确认, 构成了对在新文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个历史的反抗, 也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追求, 在这方面, 张爱玲达到了理论的自觉与艺术实践的成熟。 张爱玲笔下的“普通人”、“凡人”, 决非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按照贫富划分的人, 而是与英雄、超人相对的概念。“这里的普通, 是一种品格、气质、精神思想上的定义。普通人没有脱俗的理想, 没有过人的理性, 没有超人的毅力, 没有超凡的美德, 他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 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 好与坏都被性格的平庸限制着, 干不出惊人的事件, 只配领略平淡无奇的生活。”2唯其普通, 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人性, 才更有普遍意味。张爱玲的最高命意, 不是鞭挞和批判, 而是写下普遍的、永恒的人生, 假如其中有社会批判的因素的话, 那也是它的副部主题。 为了张扬“凡人”意识, 张爱玲把《金锁记》重新改写成《怨女》时, 从两个方面突出了普通的人性:一是加强“凡人”性, 削弱“鬼”性;二是加强了表现凡人欲望——情欲的情节。 我们先来谈谈关于加强“凡人性”、削弱“鬼性”的问题。 从《金锁记》中的七巧到《怨女》中的银娣, 女主人公已从一个心理变态的疯子——一个悲剧英雄——变成了一个人情之常可以理解的小奸小坏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庸常之辈。银娣不是对七巧的重复, 而是一个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形象。这种变化, 强化了人物的平凡性, 进一步表达了张爱玲对凡人价值的肯定。 张爱玲认为,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这么沉重, 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11992年, 张爱玲重申:“我的小说里, 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他们不是英雄, 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 只有苍凉”。3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金锁记》获得了巨大成功, 得到了许多赞誉, 虽然《金锁记》是作者最喜欢的一部小说, 但张爱玲对自己仍有清醒认识, 对自己的追求仍然执着。她认为七巧这个人物不足以全面体现自己的文学追求, 因为七巧是个“彻底”的人物, 是“鬼”, 是“极端病态”的人物。“极端就是特殊, 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个例外”, 张爱玲追求的是表现“常态”, 揭示“普遍”规律;而银娣正是这样一个带有更大普遍性、代表性的凡人形象。所以, 在创作《金锁记》26年后, 张爱玲又有意识地重塑银娣这个有“人”性又有“鬼”性的、不“彻底”的人物, 以弥补《金锁记》的遗憾, 来更明确、更自觉地体现自己对凡人价值的肯定。与七巧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