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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包容性创新绩效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中心。但是,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依旧显著, 进一步发展面临瓶颈制约［1］。一方面,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财富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现象仍然存在［2］。数据显示, 2012 年的基尼系数为0. 474, 远高于1978年的0. 2;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从1990 年的1. 53扩大到2011 年的2. 44［3］。可以说,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收入分配结构越发失衡。另一方面, 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日益严重, 农民工仍难以公平享受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 缺乏就业信息和培训机会,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4］［5］。可以说, “市场失灵”使得大量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之外［1］, 正如Sarah COOK［6］所言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利于减少贫困, 反而会破坏社会稳定进而反过来抑制经济发展。因此, 如何让低收入群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成为当务之急［2］。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要解决中国发展的包容性问题, 我们认为, 包容性创新 ( inclusive innovation) 是一条可选之路［7］。 与传统创新相比, 包容性创新更加强调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和创新成果的普惠性［6］［7］。了解区域包容性创新的发展水平, 挖掘包容性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找到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为此, 本文探索性地从包容性创新的需求、主体、支撑条件、环境和产出五个维度, 构建了区域包容性创新绩效的评价体系, 分析了我国区域包容性创新的发展现状。同时, 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找出包容性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以后包容性创新的测度提供依据。 1 包容性创新的主要内容 早期关于包容性创新的研究仅限于用创新的手段解决包容性发展的问题［8 － 12］, 并没有完整地提出“包容性创新”这一概念。如Chatterjee［9］从土地改革、金融服务、培养人力资本和发展包容性基础设施等方面分析了亚洲国家帮助低收入人群脱贫致富的政策措施。Prahald和Hammod［10］提出通过创新活动, 利用商业行为去解决贫困问题。直到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 ( inclusive growth) 的概念以后, 国内外学者才围绕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创新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不仅为低收入阶层创造公平参与发展的机会, 并让其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13］。比如, 印度率先提出包容性创新战略, 并将其作为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Dutz［14］、Utz和Dahlman［15］的研究表明, 印度正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建设、增强知识创造力和商业化能力、鼓励正规研究等多种手段为低收入阶层服务, 推进包容性创新战略。Anderson和Markides［16］基于自下而上的研究角度对包容性战略创新做了进一步研究, 指出政府应该在知识和社会资产方面制定包容性创新政策。George等［17］指出包容性创新应该致力于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提升社会经济福利的机会, 需要更加关注创新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与分配, 以解决创新过程中的不平等性。国内学者吴晓波和姜雁斌［18］认为包容性创新是指通过创新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本身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 即通过创新实现包容性的发展。邢小强等［19］将包容性创新定义为: 企业等私营部门以可持续的方式为被现有经济社会体系排斥在外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机会来平等参与市场以提高收入、发展能力与扩大权利的新思想、新模式与新方法的开发与实现。在区域层面, Guth［20］指出在区域差异性和创新极化效应的作用下, 包容性创新的研究要从系统的视角出发, 探讨学习、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昭希等［2］认为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区域内各个与包容性创新相关的主体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组成的网络系统, 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造、储备、转移及扩散、应用, 提升区域中包容性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 然而, 国内外关于包容性创新绩效测度的研究极少, 仅有数篇文章研究了如何衡量包容性增长。如Ali和Son Hyun［13］基于机会均等的假设, 构造了社会机会函数来衡量包容性增长, 并借助马尼拉和菲律宾有关居民住房、教育和医疗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但此方法适合用于评价单项指标的公平和包容性状况, 如教育、就业, 并不适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的包容性增长。Klasen［21］提出测度包容性增长的模型, 强调以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是否超过高收入人群作为判断包容性的标准。Mc Kinley［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