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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思巴文蒙古语两个辅音字的转写上 一 合成本文献的编码 八思巴是元朝忽必烈皇帝派来的。他以相同的方式写下了元朝统治下的所有语言（文字），并以元朝的形式出版。元朝六年（1269年）出版。它是为了元朝的灭亡而毁灭的标准符号。虽然用这种文字书写的现存文献为数不多,但不论是从语言学角度还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来,都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字。 其实,我在撰写拙著《元朝秘史蒙古语注音汉字研究》(元朝秘史の蒙古语を表はす谨字の研究)[龙文书局,1946年(昭和21年)]很久以前就非常关心这个文字,但遗憾的是,至今只发表过一些只言片语的论文。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八思巴文蒙古语,就我所知有如下一些好的著作。 波普(Nicholas Poppe):《八思巴文蒙古碑文》,第二版,约翰R.克鲁格尔编译,威斯巴登,1957(The Mongolian MonuINents in hp‘ags-pa Script,2 nd.ed.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hn R.Krueger,Wiesbaden,1957)。 李盖提(Louis Ligeti):《八思巴碑文;汉字注音来文》,布达佩斯,卷1 1972,卷2 1973 (Monu-ments enècriture’Phags-pa;Pièces de chancel lei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Buda pest,Vol.Ⅰ,1972;Vol。Ⅱ,1973)。 尤其是后者,全面搜集了用八思巴文记录的蒙古语资料,其第一卷将原文标写成translitèration (罗马字转写)和transcription[罗马字(音位)标音],而且收录并用罗马字转写了甲种本《华夷译语》的全文;其第二卷则是上述两种资料的单词索引。 这两个著作,给八思巴文蒙古语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方便,尽管如此,我的多年来的疑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有关这些问题的部分观点。 在研究本文标题所揭示的两个字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两个“辅音字”的转写符号。下列作者把这些字母转写成如下: 我在前述拙著的第50页中,对相当于这些的汉语语音作了如下推断。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对此作修改。在标记元朝秘史蒙古语等时,我早已说明,在元音间我所使用的象[V’VV]的[’],不是,而是“语音的弱化”(莫如说是相当于“轻音”)。可是,波普、李盖提两位教授却把它用[·)来表示。这种复杂关系,有碍于学术的交流。因此,今后我将使用如下转写符号。 说到字形,虽然e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却不然。两位教授分别在他们的著作的第24和第14页中列有如下表格。 波普认为a与b用于词首,c与d用于其它场合(25页),李盖提则认为c用于词首,d用于其他场合(14页)。顺便提一下,李盖提的a是转写,b是标音。 所以,我们根据波普的上述著作中所收录的图版,查看一下原始资料中的的字形。 图版Ⅰ的The Edict of Mangala,12 76,在付有年代的现存资料中,是最古老的碑文;其的字形,与其它碑文略有不同。比如说,第9行的(),第15行的(),第18行的(”),即表示词首的水平线的下面的横线朝左下方偏斜。 与此相反,下面三个碑文的,都与前述有些不同,其第二条横线完全是水平的。 图版ⅡThe Edict of BuyantuKhan,1314 (1) 图版ⅢThe Edict of BuyantuK han,1314 (2) 图版ⅣThe Edict of Dharmapl-a’s Widow,1321 这里,图版Ⅱ本身内部就有微妙的差异。例如: 但是,象第19行、第21行中的那种有垂直“刺”的才是正式形式,而第12、13行的“刺”,有可能没显示清楚。不管怎样,以最左端为起点,向右下方画有第二个较长的直线“刺”。 与其相反,前述图版Ⅳ的,似乎第二个“刺”和第一个“刺”间略有间隔。 图版Ⅴ的八思巴文,可以认为是不熟悉八思巴文的人刻写的,所以略去。 图版Ⅳ(Ⅵ?—译者)的碑文中没有出现字。 图版Ⅶ和Ⅷ是记录了同一句子的年代不清的“牌子”,其的明显不同,Ⅶ图的左端有垂直的“刺”,而Ⅷ图则全然没春这个“刺”。 图版Ⅹ的牌子里没有出现字。 图版Ⅺ,是八思巴文文献中希有的版本片断(The Mannerheim Fragmet),字出现过四次,例子的“第二条线”,在第一个字中是水平的,在第二、第四个字中明显向左下方偏斜,第三个字中稍有向下斜申的样子。 图版Ⅻ和,分别是居庸关东壁和西壁的刻文,李盖提认为是1345年的壁刻。该刻文的字,“第二条线”虽然大体上是水平的(有时倾斜),但“第一个刺”和“第二个刺”之间明显分离着。例如: 第2行(), 第5行() 通观上述几点,因为资料少,难以下结论,但也不能排除的字形有可能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