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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异国他乡 每个移民都面临着语言问题，尤其是刚从国外来的人。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写道:“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 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随刻从这家宅穿来穿去, 以这种方式以达乎存在者。”移民以失却母语为代价进入陌生的语言环境, 他如何表达、如何交流, 如何随心所欲地穿梭于存在的殿堂?严歌苓的移民题材的小说中有多处花笔墨刻画了面对陌生语言出现的种种心态。本文主要以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洞房·少女小渔》中的几篇小说为例进行分析。 《簪花女与卖酒郎》篇幅虽短小却意味深远。女主人公齐颂来美国刚三个月, 在小酒店邂逅了刚做酒店伙计的卡罗斯, 男的憨厚, 女的单纯, 两人颇有相悦之意, 无奈没有可以交流的语言。齐颂不懂得英语, 她只会说yes或no, 作者给她安排了一种独特的回答方式, 凡遇到英文提问, 她一般回答两次yes, 一次no, 答对答错比不答强。因此显得有些傻气的齐颂面对卡罗斯的提问就像小学生做选择题一样, 轮番回答是或不, 有时歪打正着, 有时则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误解中偶有妙解, 艰难的交流中透露着只有阅读才能体会的诙谐。然而就是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交谈, 加之眼神和动作, 这两个陌生男女居然模模糊糊地有了瞬间的默契。然而点滴的意会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语言表达来得清晰明了。狠心的姨妈在背后把齐颂卖给了一个聋子, 不通英语的齐颂眼睁睁丧失了被拯救的机会。自我表白最终成了自我歪曲, 想说出来的心愿被语言割裂, 面对面竟然像隔了无数重墙壁, 呼声得不到任何回应。 姨妈便拉了齐颂往门外走。齐颂挣着, 泪快出来了:“姨妈, 你告诉他:我有空还来的, 叫他等我!” 卡罗斯等着姨妈替他翻译, 一脸生离死别的紧张。 “她说她不会再来你这儿了。”姨妈在卡罗斯肩上拍了软软一掌, 完全是个慈母般的老辈儿。 卡罗斯凄惨地笑笑, 说:“那就请告诉她……我爱她!” 这回姨妈不吱声了。 齐颂急问:“姨妈, 他这句说的什么?” “说的屁话, 听了要脏你的耳朵。”姨妈说。 (《簪花女与卖酒郎》) 作者本来不过讲一个大陆妹来美国后的悲凉遭遇, 然而巧构的一场语言剧却让我们从中读出了比故事更多的东西。齐颂的失语从根本上掩盖了她的身份, 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幸福, 也得不到被拯救的机会。强势的姨妈掌握了语言, 在翻云覆雨的语言传译中割裂了两个异国男女的真情。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的痛楚, 无法表达无从交流的苦痛, 恰似刚从母胎里挣扎出来还未来得及啼哭的婴儿。在《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中, 严歌苓这样写到:“即便遥想当年, 因为有了地理、时间, 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 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 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 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 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 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 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 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 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 慰藉也好, 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 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P340)作者对于语言的敏感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地得以深发, 并从语言的焦虑一直延伸到对文化焦虑的思考。 《栗色头发》的女主人公“我”刚从大陆来到美国留学, 只会结结巴巴说几句英语, 当“我”在街头等人时, 美国男子“栗色头发”前来主动搭话。敏感的“我”竭力回避他的亲近, 而他则极力想套近乎。二人一进一退的“对话” (之所以加引号, 是对这种对话的无效性的肯定,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呈现出极其滑稽荒诞的一面, “我”对他的提问充耳不闻, 自说自话。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 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 谢谢你, 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 非常好看, 我从来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 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 你不必操心。 见他停顿下来, 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 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 所以我用不着去听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 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 曾经学过八年舞蹈, 四年芭蕾, 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 我就答:家住北京, 故乡上海, 父母健在, 弟兄和睦, 等等。 (《栗色头发》) 出于和齐颂一样的想法——答错比不答强得多, “我”虽然不懂对方的问话, 但是为了表明自己, “我”仍旧在说着自己的一套,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说明确身份。她和“栗色头发”的“对话”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不交叉, 各自延伸。此处的谐趣令人陡然对语言产生了无穷的畏惧。“语言是存在之家”, 丧失自身表述的语言, 人会如何确定自己?如何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观念呢?齐颂和“我”并不是不懂或没有语言, 但是汉语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