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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归绥人口迁移研究 清代是边疆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它重视边疆移民。以清代蒙古地区为例。据统计，清朝移民到蒙古地区的人口超过150万人。而流动人口的数量更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促进了边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边疆的开发促进边疆城市的兴起, 而边疆城市又深刻地改变了边疆开发的面貌。在城市发展中, 边疆城市往往表现出较为活跃的社会流动现象, 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间流动的频繁, 这也是移民城市最突出的特点。而归绥城市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变化反映出城市开发的熟化以及城市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一、 外来移民的移民 在边疆开发过程中, 人口的流动特别是人口持续地向边疆地区的迁移成为衡量边疆地区开发的重要的指标, 是边疆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归绥中的归化城建立于明万历年间, 是明蒙贸易的主要孔道以及蒙古地区的黄教中心, 城市有很大的发展。虽然明末遭到一定的破坏, 但入清之后, 归化地区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突飞猛进, 达到了全盛时期。城市的长途贸易、商业以及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清末时, 归化城的关税已达十五、六万两,除旅蒙贸易外, “物产以家畜为大宗, 若毛网、氈毯、制皮、大理石细工及油等亦均著名, 毛网运至天津, 输往欧洲, 运驼多至二十万头, 茶布亦盛。”而绥远城是清政府修建的满蒙八旗的驻防城, 是一座典型的边疆政治、军事重镇。两城共同构成了归绥这一统一的整体。 归绥作为对蒙、新疆的商业中心, 商贸的繁荣以及周边农村腹地的开发, 创造出许多机会, 吸引大量的内地商人、农民移居于此。据《左云志稿》:“本邑缸、油、布、当、粟庄多系代州、崞县寄民, 而土著之民合伙贸易于邑城者甚少, 大半皆往归化城, 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 往往二、三年不归。……是有以贸易迁居大半, 与蒙古人通交结, 其利甚厚, 故乐于去故乡而迁它邑者。”这些流动人口中, 一部分定居下来, 但流动人口数量是远超过永久性定居移民。因为移民行为带有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移民面对陌生的环境要定居下来并非易事, 往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是许多下层贫民不具备的。清代中前期, 政府对人口进入蒙古地区进行限制, 严禁携带家属, 亦不准在蒙古地区定居, 内地民人“耕商塞外草地, 春夏出, 岁暮而归”,这种“雁行”式的人口迁移成为主要形式。且移民自身也带有很大的选择性, 追逐利益是移民的首要原则, 在周边的垦区, 农民“有利则认粮而种地, 无利即弃地而之他”,在城市中亦如此。 由于边疆开发的艰苦环境, 政府限制以及开发中不协调的劳动力需求, 致使边疆地区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以《归绥县志》中记载的清末人口计算, 归化城的男女性别比为199.6,这就影响了这一地区成年男性的存偶率, 使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缓慢, 而外来的移民人口的重要来源。这种同时性别比例的不平衡也增加了外来移民定居和娶妻生子的费用, 从早期定居移民的资料来看, 在手工业、商业成功的富裕阶层以及知识性、技术性的移民更容易占籍归绥, 如《归绥县志》中记载的山西寿阳朱锡昌, “其祖父成, 嘉庆中贾于归化, 遂家焉。”同样, 回民刘明经, 原籍陕西西安, 嘉庆年间, “以贩羊常往来京绥间, 遂占籍归绥。”稳定的产业和收入来源, 成为外来移民定居的重要条件。 归绥城市人口流动频繁, 暂时性人口的流入又从未间断, 为归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是, 城市社会中不同的阶层、群体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流动人口虽然频繁且人数众多, 但社会地位低下, 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 构成了城市的外围群体。相反, 取得占籍归绥的移民及其中的政治、宗教、商业以及文化精英却构成了城市的核心群体, 在城市中处于支配的地位, 这种支配地位通过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实现, 突出体现在城市经济生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上。城市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通过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而且通过交结官府, 掌控宗教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城市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从而取得对城市的控制力, 能够有效地支配整个城市的运作。 二、 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地位 归绥作为移民城市, 社会流动还体现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流动上, 这主要指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迁。农业社会自身带有很大的封闭性, 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出身背景和地位的影响。但是, 移民社会是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下, 社会阶层处于流动状态, 社会为广大移民提供了许多提升地位的机会, “夫士之子恒为士, 农之子恒为农”的格局被打破。在较早的开发时期, 晋升机会的获取与移民的家庭背景、文化水平的关系并不密切, 而是更多的体现在领导能力、个人魄力、冒险精神等个人素质方面, 这是广大普通移民相对容易具备的, 移民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获取财富, 就有可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归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特别表现在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