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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经传著作流传考述 一、 郑玄是中国法学史上的一个人 郑玄（127-200），康成，东汉末年（今山东省）人。幼年时曾为啬夫(乡官名,职掌听讼及收取赋税),不久弃去,入太学受业。在外游学十余年,先后从经师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等学习今文经与古文经。四十岁后,归里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后因党锢之祸起,被禁锢十四年。他杜门不出,刻意研经,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中,对郑玄注经,作了很高的评价:“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涵,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由此可见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地位之高。不过,在郑玄注经中,也存在两个较大的缺点:一是好引纬书注经,助长了庸俗经学的发展;二是以非信史为信史,引起了史料的混乱。他轻信《周礼》为周公所作,认定其内容皆为周代制度,遇有与之不合的,他都归之为殷代制度。 郑玄曾以经师的身份注过汉律。魏明帝时,规定郑玄的律注为权威性的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中,都须以郑玄所作的律文章句为准。 郑玄为一代通儒,声望很高。但他潜心经业,不慕名利。晚年曾被袁绍举为左中郎将,不就;被朝廷征为大司农,以病乞还。当时的北海相孔融对他十分敬重,命高密县为他设立一乡,称“郑公乡”,其门曰“通德门”。 郑玄在后代也很受崇敬。经学家称由郑玄所创立并以郑玄注经为代表的融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于一炉而冶的经学为郑学,称郑玄为郑君。历代诗文中,常把郑学、郑君、郑公乡、郑笺(郑玄对《毛诗》的注释)等语作为颂扬硕学大儒的比况之词。如唐代诗人皇甫冉在《馆陶李丞旧居》一诗中,以“郑公乡”喻称诗人兼学者的住宅:“词藻世传平子赋,园林人比郑公乡”。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郑笺”借指具有典范性的古籍解释:“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近代诗人吴宓在《挽王国维联》中,以“郑君”作为冠冕一时的大学者的代称：“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郑玄的著作,十分宏富,据《后汉书》本传说,有百余万言。流传至今的为《毛诗》笺与《周礼》、《仪礼》、《礼记》注,其余的经注与著作均已佚失,但后人辑有佚书。 郑玄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本是一个经学大师,他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都在经学而不在律学。《后汉书》本传和《隋书·经籍志》在著录他的著作时,都是详列他的经学著作,而不曾提及他的律学著作。因而,郑玄在中国法学史上的地位,极易被他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所掩盖。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郑玄的名字,是同汉代的以经注律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汉晋两代以经注律的活动,对于我国法律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而郑玄以经注律的成果之富和地位之高,都居汉代律家的首位。对于中国法律的发展,中华法系的形成,郑玄是作出了历史贡献的。因此,尽管郑玄并无律学著作传世,而在研究中国法律律史时,对于郑玄以经注律的情况和他的法律观点,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二、 通过注经和注律进行法律的解释,促使法典的内容儒家化 在汉代,特别是东汉,经师注律,成为一代风气。《晋书·刑法志》对此曾作简单介绍:“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指魏明帝)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在汉代,经师注律之所以蔚然成风,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它适应了当时法典内容需要走上儒家化和立法技术需要走上规范化这两种客观需要。 先看适应第一种客观需要。汉初立法,是继承了秦代的法制。《汉书·刑法志》叙述汉初的立法情况说:“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可见萧何制作的《九章律》,不过是秦律的摘编。全部秦律,都是以法家理论为指导而制定的,作为秦律摘编的《九章律》当然也是如此。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所创造的新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基本国策发生了重大改变,而法律条文并未修改,于是法典内容同政策精神便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法典与国策的矛盾,先是实行经义决狱,后来在实行经义决狱的同时,又兴起以经注律之风。经义决狱是通过审判活动,使得儒家学说成为执法的指导思想和判案的理论根据。但是,它的实施,只限于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不具有普遍性。经师以经注律,则可以通过对律文的解释,以儒家学说重新确定法律的含义,使得法典的内容逐渐走上儒家化,从而符合基本国策。 再看适应第二种客观需要。汉代的法令,据《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隋书·经籍志》的说明,总的情况是又多又乱。多得“盈溢架藏”,“典者不能遍睹”;乱得“通条连句,上下相蒙”,“错糅无常”。这种又多又乱的立法状况,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奸吏极易徇私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