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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说部的叙事特色 从文化成因的角度来看，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口头作物和社会记忆的出现实际上是该特定群体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构成传统。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 相互阐释, 从而生成口承叙事的意义以及族群社会记忆的内涵。法国学者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曾经指出, 各个民族不管他们的种源和地理环境如何, 在自己的发展中, 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 总得为满足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而采取同一的生产方式。 (1) 口承叙事的创作与承传, 便属于人类的一种“精神的需要”, 这种“精神生产”, 无一例外地都会带有其“种源和地理环境”的印记。在文字和印刷术没有普及的时代, 人类知识与经验的传承主要通过口头叙事的形式, 以口耳相传延续成族群的记忆。这种现象, 在许多民族与族群的文化传统及民俗知识的传承中都有生动体现。满族说部, 即是满族及其先民以口述形式承传的一种族群记忆, 它不仅是满族及其先民对其所直观感知的族群历史以及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 也是满族根性文化的重要遗存。 一、 口传习俗和民俗 历史上，满族人和他们的祖先创造了较晚的文字，使用时间和范围有限。因此，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习俗的继承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的形式。口承叙事曾是满族及其先民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和典型形式。 在移居中原之前，满洲人的习俗几乎没有以文本的形式记录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与许多不发达民族一样, 满族及其先民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 就是通过氏族部落酋长或萨满来口传历史。满族在其先世女真时代即有“行歌于途”、“自叙家世”的习俗, 对此, 我国一些典籍有所记载。如《太平御览》记载, 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 以语言为约”。 (1) 《金史》记载:“女真既未有文字, 亦未尝有记录, 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老人, 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 诏书求访祖宗遗事, 以备国史。” (2) 可见, 其时金国国史的构建都要依靠口传传统。在满族民间, 人们习惯于将这类讲述活动称为“讲古”或者“讲古趣儿”、“讲瞎话儿”。讲古以敬祖、颂祖、祭祖为主要内容, 对满族民众来说, 讲古不仅仅是娱乐活动, 而且是进行族教、祖训的重要形式, 带有庄重的宗教色彩。 (3) 满族民间讲古习俗的传统源远流长, 古往今来始终为满族民间喜闻乐见。从人口繁多的城镇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偏僻山村, 只要是满族聚居的地方, 或一个部落, 或一个村屯, 或一个姓氏 (满语称哈喇hala) , 常有讲古活动。讲古的时间, 一般在丰收后的农闲季节, 或在新春正月。那些时间, 合族聚会, 或续谱, 或办红白喜事, 或祭祖跳神等, 诸事操办完了, 晚上的余兴多是讲古活动, 常常是男子一伙, 妇女一伙, 有时合族听讲。开讲时多由噶珊达 (村长) 、穆昆达 (族长) 或者德高望重的一户之长主持。众人先请年长者讲唱, 然后依序请在座的长辈讲古, 每人可自定故事, 内容、数量不限, 可长可短, 可夹叙夹唱, 讲到兴头上, 也可以载歌载舞。讲述人一般都选自己最精彩的故事, 各献绝艺, 各吐所长。这样, 在各姓氏中都产生了几个聪慧博闻的故事家, 他们多受本族穆昆达或家长的传授, 通晓本族的历史传说, 谙熟讲故事的技巧, 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他们经过长期实践的锻炼, 讲得更加娓娓动听, 滔滔不绝, 以至代代相传, 涌现出或一姓或一家的讲古传承人。如已经出版有满族故事专集的著名民间故事家傅英仁、李马氏、李成明、佟凤乙、姜淑珍等, 都是其家族的讲古传承人。 (4) 在满族使用本民族母语——满语的时代, 满族民间讲古主要包含两大类别:一是广泛流传于满族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和谣谚等短篇口头叙事, 即人们寻常所说的“故事”或“瞎话儿”;一是具有独立情节和完整结构体系, 内容恢宏的长篇叙事, 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满族说部”。 20世纪20年代，黑龙江满族地区的一些老人也会说满语，“历史”和“朔布”在满语中是严格的区别。满语一般将故事称为“朱伦” (Julen) 或“朱奔” (Juben) , 意思是讲“瞎话儿”, 讲“古趣儿”, 具有无拘无束的随意性, 听故事的人座次也不必严分辈份, 姑妄言之, 姑妄听之。而对于讲颂族史家传的长篇“说部”叙事, 民间则称为“乌勒本”及“德布达林”。赵志忠在《清代满语文学史略》中提到:“德布达林 (debtelin) 是满族说唱文学之一, 德布达林的满文原义为‘本子’, 即说唱故事或长篇说唱。这种说唱本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莉坤珠逃婚记》, 又称《琛鄂勒斗莫日根》。” (1) 德布达林指满族民间比较古老的叙事诗, 因流传时间久远, 遗存较少, 故而在满族民间流传并不普遍, 其影响远不如“乌勒本”。乌勒本 (ulabun) 为满语, 意为“家传”、“家史”、“讲古”、“英雄传”等, 是由满族及其先民创作并传讲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