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切入点.docxVIP

论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解决文学问题。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已经成为热潮,这说明文学研究自身需要反思,需要突破。人们尝试在交叉学科中去研究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文学风格的形成和重构,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也就成了研究者关注的一个视角。 诗歌与地域文化关系,在《诗经》和楚辞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诗经》研究中关于地理考释的著述较多,除散见于各种传注之中,还有专书,如朱右尊《诗地理征》七卷,桂文灿《毛诗释地》六卷,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二卷,图一卷。其中有重要发明的,还是《诗地理征》,已涉及到诗的音、诗关系,注意到音、诗的分合。如在析《桑中》篇时,辨析音、诗的异同,云:“桑间濮上言其音不言其诗也,且诗上言沫邑,下言上宫,并在都会之地,朝歌东距濮阳一百七十五里,无缘期会于此而要于彼也。”“郑卫之音比于慢矣,淫氵失之声使人意靡魄化,志气怠慢,然古音言声非言诗矣。”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之诗;郑声非郑诗。《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诗的分类,其风、雅、颂的划分,一般是主张从诗歌产生的区域来划分的。 《楚辞》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解读楚辞必须结合楚地的山川风物、民情语言。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里已提示楚辞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宋人黄伯思说更为明确,他在《新校楚辞序》中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的地域文化研究比较深入,其研究成果有些已超出楚辞研究自身,具有了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对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有借鉴作用。 宏观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是屡被研究者引用的有关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理论基础:一是音声不同造成南北文学的差异,音分南北,“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是山川导致民俗不同,造成了南北文学差异,“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三是南北二分,先后相继。刘师培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表述方法有三:一是典型表述,忽视次要方面,以文人籍贯分其南北,忽视单个文人的流动;二是时代表述,不同时代南北差异不同,“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此亦文体由北趋南之渐也。”三是分派表述,尽管文分南北,又可细分,“阴、何、吴、柳,厥制益工,研炼则隐师颜、谢,妍丽则近则齐、梁。子山继作,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由曹植而上师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鲍照诗文,义尚光大,工于骋势;然语乏清刚,哀而不壮。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苏、张。此亦南文之一派也。” 刘氏对唐代文学的南北不同是这样论述的:“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杨薛之作,间符隋炀,吐音近北,扌离藻师南。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衷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四杰既兴,文体益恢,诗音益谐。自是以降,虽文有工拙,然俳四俪六,益趋浅弱。惟李杜古赋,词句质素;张陆奏章,析理通明。唐代文人,瞠乎后矣。昌黎崛起北陲,易偶为奇,语重句奇,闳中肆外。其魄力之雄,直追秦汉,虽模拟之习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没也。习之、持正、可之,皆奉韩文为圭臬,古质浑雄,唐代罕伦。子厚与昌黎齐名,然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常崔李,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孟贾卢,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温李之诗,缘情托兴,谊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晚唐以还,诗趋纤巧,拾六代之唾余,自郐以下,无足观矣。” 刘氏对唐代文学的论述有如下特点:第一,注意南北融合,而又不是简单采用《隋书·文学传序》的说法。《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刘氏认为杨素、薛道衡的诗作已有“吐音近北,扌离藻师南”渐渐融合南北的特点,而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汇合颜延之、谢灵运、潘岳、张华“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