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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时代刑事诉讼及相关问题 赔偿法自古以来就存在。据史料记载，从虞舜时代到明清时期，已有多次护法。对应否设赎的问题,自汉唐以来,论者颇众,或赞成设,或主张去,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 一、 刑之法仅指“夏案”这一语时本 赎刑之名,最早见于《虞书·舜典》:“金作赎刑”。对这句经文,后世之人发表了许多议论。先是孔安国作传以为所谓之金,乃黄金;所赎之罪,乃误而入刑者,即后世所谓过失杀伤之类。孔颖达作疏义认为:“此传黄金,《吕刑》黄铁,皆是今之铜也”。又裴骃为《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注曰:“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可见,对这条记载,千百年来,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似乎在大舜的时代,已有赎刑,而事实上,在虞舜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赎刑的。因为,虞舜时代尚处于原始公社阶段,国家尚未形成,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尚未产生,哪里便出书现赎罪之法呢? 稍后的记载是《尚书·吕刑》:“吕命穆玉,训夏赎刑,作吕刑”。孔传说:“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以布告天下”。另外,《尚书大传》也称:“夏后代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从这两段引文看,似乎夏代也有赎刑,但仅这两条材料,并不能说明夏代已有赎罪之法,先就材料本身来看。 《尚书大传》谈夏代赎法最具体,但据《四库提要》言,此书为汉伏胜所撰,郑玄作注。又据郑序云,该书并不是伏胜亲撰,而是他的遗说,由其门人欧阳生等集录而成。既然是汉代人写夏代事,恐亦多系传闻。且以“馔”为单位的金属货币,在夏代尚未出现。显然,“死罪罚二千馔”之说,是以后代之事,推论前代之制,实不足为信。 《吕刑》这条材料,为后世说夏刑者之依据。但仔细考察,“训夏赎刑”一句,实为虚设之语,《周礼》已有五刑之法,为什么还要远训夏刑呢?孔传说是为了更从轻刑。《吕刑》之五刑总数,虽有所增加,但却是增加轻刑,减少重刑,的确比《周礼》五刑为轻。所谓更从轻典,仅仅是指此而言,并非真有什么夏禹赎刑,供其训畅。《左传·昭公六年》,叔向诒子产书,指责他“铸刑书”时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又说:“三群之兴,皆叔世也”。叔世,末世也。既言末世,则《禹刑》非禹所作明矣,又因乱世,出于镇压目的而制刑,则决非轻刑亦明矣。可见“训夏赎刑”,纯属虚设之语。《吕刑》序设此虚语,是有原因的。本来因时制法,刑罚世轻世重,是正常现象,法律本应适时修订。但因《周礼》是所谓圣人周公所制,如果直说是对《周礼》五刑的增损,则穆王将有擅改祖宗之法,以圣人之法为不善的嫌疑,故虚称“训夏赎刑”,远取夏法。这句虚设之语,既可避免了“吕侯才高于周公,法胜于前代”的嫌疑,又可得祖述尧舜之美名。 众所周知,夏后氏时代,还处在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阶段,它最早的祖先夏禹,还是氏族公社时代的最后一位部落联盟大酋长。史称他实力雄厚,武力强大,但却不见他制订法律的记载。 《荀子·正名》曰:“刑名从商”。大概商朝已经产生了成文法,因为商代已有了文字,用文字将习惯法记录下来,形成早期的成文法典,已成为可能。所以,战国时代的人,才说刑名要祖述商朝。但没有成文法典流传下来,商法内容已无可考。仅从甲骨文中有“墨”、“劓”、“剕”、“辟”等字,以及《汉书·董仲舒传》:“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之语来看,商朝大概已有五刑之制。但古籍中未见商朝赎罪之法的记载。因此,探讨赎刑,还须从周朝说起。 二、 《刑书》等规定 《吕刑》可以说是周代的成文法,当然,我们还不能用今天成文法的概念去理解它。就《吕刑》而言,它还只是总的原则或大纲,据此探讨周代赎刑,也仅仅是作些推测。《吕刑》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据孔传云,所谓不简,即经检察不能核实,不应五刑者,就当正于五罚。郑玄《周礼·职金》注:“罚,赎也”。即使出金赎罪。不服,就是不应当罚赎,即正于五过,过失则从赦免。即所谓的“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所谓“疑”,孔颖达疏谓指:“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无证见;或虽有证见,事非疑似”。也就是后世所谓狱有所疑,法官执见不同者,谓之疑罪,疑罪则许赎。其赎法规定,墨、劓、剕、宫、大辟等,五刑之罪疑者,皆得罚赎,赎则以铜,其斤两应与其罪相当,故有百锾、二百锾、五百锾、六百锾和千锾各等。 什么人可得赎罪呢?孔颖达《吕刑》疏说:“《周礼》惟言士之金罚,人似不得赎”。这是否说士大夫以上犯罪,皆得罚赎呢?其实不然。《周礼·小司寇》有所谓“八辟”,即: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郑玄注曰:“辟,法也”。八辟就是八议之法。何谓八议之法呢?郑玄之《曲礼》“刑不上大夫”注云:“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孔颖达又疏曰:“与,犹许也,不许贤者犯法,若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