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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身份犯的犯罪主体 身份犯罪的历史问题一直是刑法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探讨先秦时期的身份犯问题,对于揭示东方家庭奴隶制社会犯罪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制度作用及制度特点 身份犯是指刑法规范规定的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实施的与其身份有关的犯罪行为。身份犯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纯正身份犯,是指必须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该罪的正犯,其他同共实施或教唆帮助者,由于不具备该种身份而只能以共犯论处的情况;其二是不纯正身份犯,是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人因具有特定身份而较之无该种身份的人其刑罚发生加重或减免的情况。 关于身份的含义,各有关辞书的解释大体相同: 《汉语大字典》身部:身份,地位;如出身。《论语·微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汉语大字典》刃部:身分,《荀子·王制》:“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礼记·礼运》:“故礼达而分定。”孔颖达疏:“分,谓尊卑之分。” 《辞源》身部:“身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资历等统称为身分。” 《辞海》将身份解释为“人的出身,地位、资格。” 综上所引,身份与身分词意相同,泛指人的出身、地位、职业、资格等等。所以,身份犯是指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出身、地位、职业、资格等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中国奴隶社会中,身份犯是最基本的犯罪形式。 中国奴隶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整个社会处于“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中。“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中国古代的国家就是在父权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基础上,由原来的部落首领转化为一邦之君,所属的父权家长又相继形成世袭贵族充当国家各级官尹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用家族的原生组织形式去组织国家政权的“家天下”的政权组织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血族关系和亲属制度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号。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中国奴隶社会属于“东方家庭奴隶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血族关系和亲属制度仍是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夏代是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氏族制度和专制国家并存,因而作为氏族社会的基础的血缘关系,在许多地方仍被保留着。到了殷代,奴隶制已经最后形成,国家代替了氏族,地域团体代替了血缘团体,阶级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但是血缘关系没有因此而消灭,作为一种旧社会的势力,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到了周代,由于奴隶制的充分发展,统治阶级重新利用了这一使氏族社会延续了无数世代的有力纽带——血缘关系,把它改造成完全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有完整的体系和严格等级的宗法制度。”从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另一极为重要的制度,就是礼。礼在夏、商、周三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的核心内容是“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其所亲,反映社会的血缘关系的原则;“尊尊”,就是尊其所尊,反映社会等级政治关系的原则。礼的形式叫作仪,繁文缛节,多种多样。礼对社会各方面关系都起到调整作用。除了有关政权的各种制度以外,还有祭祀、丧葬、军旅、朝觐、会盟、结婚等各方面的典礼仪式,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的实质就是维护世族贵族的等级特权,“别贵贱,序尊卑”。 这样,血缘关系、亲属制度、世族制度、宗法制度及礼制便成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实质制度。在这些制度作用之下,社会的每一类人都是按照血缘、世族和出身以及由此而天然获得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职业及家族内地位而被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的一定阶层和位置上,充当固定的社会角色。“所有的人将按照他当时的社会机构所赋予的社会地位进行安置,则是必然的。对这些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社会每一阶层或位置上的人的生产、生活、交往、婚姻、饮食、起居、衣着、服饰以及器具等等各方面的行为都受到一系列礼的严格规定。“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人们对于礼的严重违反,就构成犯罪。“失礼则入刑、入罪”,“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记·经解》对此阐述的更明确具体:“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之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背畔侵陵之败起矣。” 总之,在中国奴隶社会,每个人一出生,即天然地归属于某一血缘系统中,被牢固地规定在某一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