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主体的双向交流诠释、对话与误读对于诠释学的另一种认识.docxVIP

诠释主体的双向交流诠释、对话与误读对于诠释学的另一种认识 无论是对施莱尔的“重建”还是“恢复”，还是孔子“为解释而解释”的解释，严格地说，它不能被称为对现在的真实解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在试图传达某种历史文本的意义时,竟然完全忽略了诠释处境中的对话实际情形。在他们那里,诠释主体同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单向的,即后者给予(意义)而前者接受(意义)。诠释主体的能动性,在此仅仅表现为尽力让历史文本的固有意义原样流向自己,然后再经其原样转向他人。然而,如此理解却遮蔽了诠释实践中的一个显在事实,那就是诠释主体的诠释动机。其实,不管这种动机是什么是怎样的,它都一定昭示了诠释者的某种需要。而任何一种需要,都必然是与现实相关的,否则,它便没有成就自身的可能动力。这就足以证明诠释者的诠释行为,并非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被动。也就是说,历史文本的意义给予不只是出自自身的历史性意愿,同样也有诠释者对于这一意义的现实要求。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诠释实践的发生,与其说是由于历史文本走向了诠释者,毋宁说是因为诠释者走向了历史文本。有鉴于此,诠释主体同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再被认作是单向的了,而恰恰是双向的交流。历史文本不是作为一个意义指令的输出者而在的,诠释主体亦非作为一个意义指令的执行者而在的。两者间的关系远远比此复杂,他们既然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冲突基础之上的一场遭遇,就注定摆脱不掉充满误解与纠纷焦灼的对话。 所谓对话,即是一种拥有问答及协商的交流过程。对话双方必须在彼此平等的前提下,致力于某种意义的整合。为了这种意义,双方只能互为依赖。事实上,诠释者也并不是在着手诠释之时,才开始和历史文本进行对话的。在诠释之前诠释主体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或者说领会行为中,就已经包含了对话的过程。 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任何具体的理解都是积极的;这种理解能把所理解的东西,纳入到理解者自己的事物和情感世界里去。这样,理解就同回答、同言之有据的同意或反驳,不可分割地联系到了一起。 巴赫金的这段话旨在言明:理解一旦启动,便意味着理解主体及其对象同时进入了对话的情境之中。而在加达默尔看来,“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进行。因此,真正的谈话决不可能是那种我们意想进行的谈话。一般说来,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即我们陷入了一场谈话,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卷入了一场谈话。在谈话中某个词如何引出其他的词,谈话如何发生其转变,如何继续进行,以及如何得出其结论等等,虽然都可以有某种进行的方式,但在这种进行过程中谈话的参加者与其说是谈话的引导者,不如说是谈话的被引导者。谁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在谈话中会‘产生出’什么结果。谈话达到相互了解或不达到相互了解,这就像是一件不受我们意愿支配而降临于我们身上的事件”。我们不妨就把加达默尔所描述的对话的这种不可控制情状,理解为它的一种“临场性”。对话的临场性说明,一切事先早有的预谋,最终都必然要被消解在对话的“即兴”状态之中。真正能够把握住对话的,不是预谋而是即兴。再从这一意义途径回到诠释实践上来,我们便不难发现,诠释者由历史文本那里所获得的意义,应当是他们两者在具体对话过程中当场协商的结果。这个意义结果即不是纯粹历史的,也不是纯粹现实的,而是历史和现实的交互融合。只是由于这场对话主要是出自诠释者的现实性动机,因而对话产生的意义结果势必拥有更多的现实性内涵。 此外,从对话结果的不可预知这一点来看,对话的进行显然是向着未来这一时间意义敞开的。这就由根本上规定了诠释实践的走向,即诠释是不可能逆时而行的,它只能顺着时间的指向流入未来。在时间的无情带动下,置身于时间当中的诠释者,不得不同他的诠释对象一道,离那个产生后者的历史境遇愈来愈遥远。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文本压根无法再属于过去,它只能属于现在和未来。诠释者针对它的理解或领会,同样亦可不能是滞留于某一历史时刻的理解或领会,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被改变、修正的理解或领会。所以,海德格尔认定理解或领会是具有冲着未来开放这一筹划性质的。他说: 依照可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的任何本质维度,领会总是突入诸种可能性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领会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那种生存论结构。领会把此在之在向着此在的“为何之故”加以筹划,正如把此在之在向着那个使此在的当下世界成为世界的意蘊加以筹划。 由此可见,理解或领会的此种筹划本质,决定了诠释者之于历史文本的解释,是不可能绝对忠实于其的解释。理解或领会同可能性的亲密关联,致使解释者的实践活动潜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基于此,任何企图还原抑或重建历史的冲动都是危险的。更何况“被重建的、从异化唤冋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这样一种视理解为对原本东西的重建的诠释学工作无非是一种僵死的意义的传达”。而且,这种封闭的诠释意愿从根底上说来,也是与理解的开放本性相抵牾的。 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