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的本质特征.docxVIP

《唐律》的本质特征 自从《四库全书总纲》提出“一规三俗，乱为古今平”的理论以来，历代都对唐律做出了评价。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亦把“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作为《唐律》的主要特点之一,称赞旧论“是恰当的评价”。笔者亦略抒己见,以进一步探究揭示《唐律》的这一本质特征。 一、 以礼治为统领的“君为臣纲”,是封建王朝罪的基本标准之一 《唐律》开宗明义,标明它以礼作为编纂原则。《议》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因此,礼的核心一一“三纲五常”,便成为《唐律》的指导思想。 “君为臣纲”,是“三纲》之纲,忠君自然居于《唐律》之首。《名例,谋反。疏》确认:“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民之父母。”并把君主视为礼化的偶象,“君为神主,食乃人天,主泰即神安,神宁即时稔”。要求:“为子为臣,惟忠惟孝。”因而,首置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与官殿、背叛皇帝的家天下的“谋反”、“谋大逆”、“谋叛”于篇端,作为“十恶大罪”之最“恶”者。《唐律》500条,刑名最重者,莫过于此。进而,凡是触犯皇帝的行为,一律视为“无人臣之礼”、列入“十恶”之一的“大不敬”。一部《唐律》,处罚有碍于皇帝的生命安全及其尊严的行为的规定分布各篇,专涉皇帝而处死刑的条文不下20条。皇帝是封建国家机器运转的枢纽,封建王朝的象征。《唐律》为后者之楷模,与其特别尊崇皇帝不无关系。 臣是君的统治基础。只有通过官吏执掌,以保证国家机器运转和国家职能正常发挥,皇帝的专制权力才能得以行使。所以《唐律》赋予官吏在法律上有议、请、减、赎、官当的特权。官品越高,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越多。有此议、请、减、赎、官当五道防线,就可以使封建贵族官僚逍遥法外,礼治的基本特征“刑不上大夫”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赋予官吏法律特权,只是为了劝赏其为王朝效命。所以这些特权只能在“君为臣纲”的限度内。如果犯危及皇帝统治的“十恶”大罪,不论品位多高,功劳多大,一概予以处罚。 封建皇帝的统治,除了依靠其下面的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各级官吏以外,还依靠基本生产单位的“皇帝”一一家长。所以“孝亲”也是《唐律》的立法原则之一。“孝”,本表示幼子搀扶老人之状。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把这种子女对待父母,子孙对于祖辈的侍奉与尊敬的质朴道德,变成了子女必须尽心地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的伦理道德,并包含了祭祀祖先、延续血统、亲亲、尊尊、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意义,纳入礼的范畴。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提倡忠君,推行“君为臣纲”。所谓“君子之事孝亲,故忠可移于君”,“忠臣必是孝子,孝子必是忠臣”是也。有鉴于此,《唐律》将“不孝”,以及违背孝亲的“恶逆”、“不睦”、“不义”、“内乱”也置于“十恶”之列,并在《职制》《户婚》、《贼盗》、《斗讼》、《诈伪》、《杂》等诸篇中作了详细规定。 《唐律》这种以礼作为编纂原则的方式,掩饰了它镇压的本质,使君王的专横变成了对臣民的阳光雨露。一切统治权力不仅具有法律强制力,而且也是一种神秘的礼教信仰。这也许是《唐律》“一准乎礼”的真谛。 二、 礼治上的失当 正是由于礼是《唐律》的指导思想,礼便成了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应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 从犯罪客体上看,违背礼就构成犯罪,在君臣关系方面,《卫禁》所列的“阑入宫殿门及上阁”罪、“宫殿门无籍冒名入”罪、“阑入行宫营门”罪,等等,就是因为行为人阑入宫殿、上阁门、御在所、皇城等地,僭越了礼所规划的君臣界限,《职制》中的“事应奏不奏”罪、《擅兴》中的“擅发兵”罪,诸如此类,就是因为行为人僭越了礼所划定给君主的奏报、发兵等权。在父子关系方面,礼,子当孝事父母,于是律有“子孙违反教令”罪,有“子孙别籍异财”罪。礼,父母之丧三年、于是律有“匿父母丧”罪、“居父母丧生子”罪、“居父母丧嫁娶”罪、“居父母丧主婚”罪、“释服从吉”罪、“忘哀作乐”罪。甚至为了贯彻礼的孝道,不惜牺牲一点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曲法”以伸伦理,设置“府号官称犯父祖名罪”、“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罪、“冒哀求仕”罪。甚至祖父母、父母犯谋反、谋大逆、谋叛以外罪,允许子孙隐瞒,不要求子孙作证,更不准告祖父母、父母,告者处绞。这样就把儒家关于人子奉事父母的孝道原则一一“无违”: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一一全面系统地注进律文。在婚姻关系方面,越婚姻之礼即为犯罪。奴娶良人为妻,杂户与良人为婚,有悖人伦之嫌,分别要受徒一年半和杖一百的处罚。同姓不婚,固然含有避免“其生不藩”的优生意义,但其出发点更在重人伦、防淫逸。《大戴礼》有七出、三不去之文,于是成为法定的离婚条件,应去应留以此为准。其中,“七出”之条以“无子”居首位,纯是出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常原因。有关嫁娶、招赘、收养等立法意图,也多出于传宗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