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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历史考察 牛儒、李宗民领导的牛党和李德裕、郑勤领导的李党是王朝的两大政治势力。因此，他们反对科举考试，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科举作为两党政治斗争的一个内容和一种形式, 既是斗争的焦点所在, 又是斗争的工具之一。自宪宗起, 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至宣宗, 各朝皇帝都直接地卷入和参与到朋党科举之争中, 因而使得这种科举之争的政治性更强烈更突出。但是, 从科举本身而言, 牛李朋党的科举之争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 综观41年的科举发展, 牛李朋党的科举之争共经历了六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宪宗元和三年李吉甫与牛僧儒、李宗闵科场案。这场争斗发生在当权宰相与在野考生之间, 矛盾的焦点是考生答卷内容, 因此, 于科举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事后除对主考官员进行一定程度的惩处外, 牛僧儒作为当事人仍以“敕头”名份被吏部安排到京畿担任伊阙尉。当时人重京官轻外任, 因此, 牛僧儒的这种安排是一种优待, 属于科举选用人才的正常行为。第六个回合即最后一个回合是宣宗大中元年李德裕罢相, 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在宣宗的全力支持下, 李德裕一贬再贬, 大中三年病死于崖州贬所。这个回合是牛党处于绝对优势, 李党根本没有还击之力, 因此, 这是牛李党争的一个结局, 根本谈不上什么争斗。除此之外, 中间四个回合是李德裕、郑覃作为李党首领与牛僧儒、李宗闵 (以及杨嗣复、白敏中等) 作为牛党首领相互之间公开的直接的势同水火的较量。从科举的发展来看, 这种较量始终是一场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李党无疑是科举的改革派, 牛党则是科举的守常派。 穆宗长庆元年钱徽案是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第一个高潮。当年, 钱徽为礼部待郎知贡举。《旧唐书·钱徽传》详细记载了此次争斗的因果始末:“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 文昌好学, 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 家多书画, 钟、王、张、郑之迹, 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 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 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 面托钱徽, 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 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 稹以直道谴逐久之, 及得还朝, 大改前志, 由经以缴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 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 辞日内殿面奏, 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第十四人皆子弟艺薄, 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 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乌散余花落诗》, 而十人不中选。寻贬徽为江州刺史。”由此看来, 段文昌、李绅以及元稹之制造事端, 完全是出于个人私心。如果杨浑之、周汉宾金榜题名, 段文昌、李绅也就不会“大怒”了。而问题在于, 李德裕于此事并无关系, 从现有史料来看, 他既与段文昌等人无个人私好, 又与钱徽无个人宿怨。他出身于赵郡势族, 父亲李吉甫曾为执政宰相, 本人又为现职翰林学士, 对于朝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凶险自然十分明了。他为什么要置一切于不顾, 公然跳出来为段文昌等人做铁证, 从而使自己卷入这种斗争的漩涡呢? 当初, 太宗确立科举为治国安邦之“长策”, 目的是面向社会, 尤其是面向庶族和平民选用人才以充实国家官员队伍。但是, 庶族和平民散处于社会各个角落, 单凭一次考试, 朝廷怎么知道他必定是人才呢?而且, 如果不实行从县到州再到中央朝廷的逐级筛选, 朝廷恐怕也不能做到尽可能优中选优。为此, 自太宗开始, 科举始终有一种所谓“干谒” (又称“行卷”) 的行为来作为各级考试尤其是中央省试的前提、补充和一个必备的环节。任何人要想金榜题名, 首先就必须将自己的诗文集投送到达官显贵文豪名士, 以求得其赏识, 并通过他 (或他们) 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 从而干扰知贡举视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玄宗开元以前,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 这种干谒行为无论对干谒者还是被干谒者而言, 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因而, 对于朝廷科举取士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玄宗天宝以后, 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激烈, 国家制度的日益被破坏等, 诸种因素的作用使得这种干谒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朋党之间的关节行为, 顺我则昌则金榜题名, 逆我则只能老死场屋永无出头之望。到了穆宗长庆年间, 这种朋党关节愈演愈烈, 正如穆宗在下令重试的诏书中所说:“近日浮薄之徒, 扇为朋党, 谓之关节, 干挠主司, 每岁策名, 无不先定。”这样一种行为 (乃至社会风气) 无疑是有害于科举取士之公正客观的, 对此, 李德裕身为翰林学士当然洞悉于怀, 所以, 当段文昌以“今岁取士不公”而向穆宗面奏时, 他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坚决支持段文昌, 目的是力求科举取士之客观公正。 李宗闵是钱徽案的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 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