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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干询问文比较研究 论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学术制度创造的一种社会现象。从汉代起, 干谒之风便与荐举取士的制度一起产生了, 这种风气的盛行还是始自唐代。唐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李白、白居易、韩愈、王维、高适、岑参及“初唐四杰”等均有过此种求仕方式。作为一种实用文体, 唐代的干谒文对个体获取功名富贵的实际效用并不大, 有的甚至可以说毫无用处。孟浩然就曾悲叹:“惜无金张援, 十上空归来” (《送丁大风进士举呈张九龄》) ;李白更是慷慨悲歌:“弹剑作歌奏苦声, 曳裾王门不称情” (《行路难》之二) 、“阊阖九门不可通, 以额叩关阍者怒” (《梁甫吟》) ;狂傲的员半千直接上书唐高宗推荐自己, 结果是“书奏, 不报”, 高宗根本不予理睬;杨茂卿客游杨州, 与杜佑书, 杜佑虽出于一时惊讶而招之宴饮, 但最后还是落得主人的的一通教训和奚落:“休休, 捭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 捭阖陈少游, 少游刎其头, 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而宋代的干谒文相对于唐代就其实用效果来说, 则比唐代好得多, 而其中三苏所写的干谒文尤其算得上典范之作。 在三苏的传世文集中, 大约有三十余篇书信明显是做干谒之用的, 这些干谒文为他们的生活道路带来了许多机遇和转折。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交际文体, 三苏的干谒文从写作的构思, 到文章的技巧、语词使用等方面, 都表明这种传统的文体只有到了宋代才真正成熟起来。初步考察三苏的干谒文, 其高于唐人取得较好干谒效果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干谒文的构思 干谒活动究其实质是一种公关活动, 因此干谒文的语言是一种公关用语。公关活动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触动功能有较高的要求。荀况说:“彼正其名, 当其辞, 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 志义之使也, 足以相通则舍之矣。” (《荀子·正名》从现代语用学来看, 语言的作用就是“相通”。但在等级分明的封建时代, 等级制度造成了信息阻碍, 干谒者和被干谒的对象之间在地位、认知、利益差距上甚大, 在等级差异的鸿沟上要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 这种沟通, 只能是以单向沟通为特征。因此在这种单向沟通中, 如何打动并俘虏对方的心, 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干谒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历代的士子们都会从战国纵横家哪里借鉴韬略之术, 在不同的时代氛围中, 各自在实际运用中却有着很大不同。唐代士子在盛唐时代励精图治、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中, 养成了过于自信、自负的性格, 所以他们的干谒文虽然也会从对方角度考虑, 但大多还是从“自我”出发。其结构多是固定的三段式:开头常常是开门见山, 单刀直入, 恭维、吹捧对方的门第、才学和政绩;接着就是对自我才能和志向的的夸耀;次后即希望得到对方的垂青、赏识、援引与擢拔。从整体内容来看, 唐代的干谒文除了例行恭维谀词和表白自己的心迹外, 多是一些毫无政治主见的牛皮大话, 而当目的无法达到时, 常出现怨天尤人、讽刺挖苦之语。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心态, 单刀直入的表达方式在任何社会或任何环境之下都是公关话语中最为忌讳的。 而到了宋代, 宋人在积贫积弱的国势之下, 多务实精神, 而反对空谈;在道德观上, 儒家的“重义轻利”成为许多士子所崇尚的人生准则。士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 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 更加关注人格的培养, 多富有深沉含蓄的理性思考。在时代风气濡染下, 三苏的干谒文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首先表现在干谒文的构思上。为了达到更好的沟通, 构建一个能够更好交流的平台, 干谒文中所展开的话题的空间非常广阔, 从而显示出委婉舒缓、曲折往复, 多言大义、少谈干进的特点。他们在书中纵横古今, 说文论艺, 忽而军国、忽而吏治, 忽而道德, 忽而文章, 忽而人才, 把干谒求进的目的摆在了最后或不经意的位置。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就极尽行文曲折变化之能事, 文中的话题远远超过了干谒文的主旨, 蔡铸《古文评注补正》卷九引过珙云:“老泉此书, 始终只是论文章与欧公一脉相承, 故叙其平日学问之既成。又适当数君子合而离, 离而合之际, 正见用只时也, 其所抱负不在韩、欧之下。”苏洵此篇干谒文的效果, 据史载, 欧阳修读了苏洵此书和其他文章以后, “大称赏”, 便极力推誉。自此以后, 苏洵“自是名动天下, 士争传诵其文, 称为老苏。”。 小苏的《上枢密韩太尉书》更是撇开干谒不提, 独辟蹊径, 从与干谒毫不相关的“为文养气”说起, 以从容雄健之笔畅谈古今名士、天下奇观, 把自己和韩琦的关系始终严格限定在文学活动范围内, 使得俗气的干谒活动一时高雅之至。苏辙在显示了自己的非凡见识之后, 又水到渠成地以“尽天下之大观”为由, 引出欲进见韩太尉之意, 最后十分得体地在信末写明自己待选, 以及“益治其文, 且学为政”的志向。金圣叹曾盛赞:“更不作喁喁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