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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心理学角度谈巫祝的合理扬弃 中医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形成是由几千年来的妊娠过程组成的。本文仅就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心理学相互影响作初步探讨和研究。 1 巫以“神”助“真”“则“则”,不可为“。” 巫祝是古代从事通鬼神的迷信职业者,如《世本》“祝树树枯,祝乌乌坠”,而《国语楚语下》称“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殷墟时巫、卜、医三者同源。在远古由于医学尚未萌芽,为人治病基本上是依靠巫祝,如汉刘向《说苑》记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内经》也记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为何搀扶或乘车而来的病人能“平复如故?”《素问移精变气论》说:“往古人……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这类只需用祝由移易改变其精气,病即可治愈。若非单纯心理疾患,或心身疾患,或生理疾患,就无法治愈了。如《左传》载:“晋侯有疾”,医和以为“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巫之所以有时能治病,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迷信活动的同时,也吸收了某些民间的药物(“采访百药”)及治疗经验。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当时应为医巫混杂时期。古代、通用,充分反映了这种现象。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巫与医不断分化。如春秋时期即是医学与巫术激烈斗争的时期,因此不能把医学心理学思想萌芽时期巫祝中的合理成分全部抛弃;对于《内经》所载的祝由疗法应当合理地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脑藏神的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早在《内经》成书以前的诸子百家论述中就有关于心、脑、头、神等论述,并对中医心理学的形成发生了巨大影响。从《周礼大宰》始有“头者精神之府”,《春秋纬元命苞》亦谓“头者神之居”、“人精在脑”等记载,可看出《内经》中有些论述受其影响:“头者精明之府”(《灵枢海论》),这种脑藏神的观点在道教及中医心理学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证实、继承和发扬。如《道藏谷神不死论》:“头……乃元神所住之官”;“脑者,一身之灵宗,百神之命”(《存守九宫太乙紫房诀》)。清王清任《医林改错》:“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高年无记忆者,脑髓渐空”及汪昂《本草备要》“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老子》云:“不可见欲,使民心不乱”;《庄子在宥》“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荀子言“心者,形之君,神旺之主”等等,至《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及《灵枢本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有所忆谓之意,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易系辞传上》:“阴阳不测谓之神”,而《淮南子淑真例》:“神者,智也,渊也。”到《内经》关于神的记载中,神既指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固有程序及其生机表现,又包括“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即人的精神神志意识思维活动。 3 论“人”和“为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与自然搏斗形成的民族精神及有关修身、养性等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千百年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特性,诸子百家,儒、释、道学说无不对医学心理学产生影响。孔、孟、荀、韩、列诸子,儒、道、墨、法等各家,有许多关于论“人”和“为人”的思想与中医论述渊源甚大。如春秋管仲“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再如《礼记》:“百病怒起”、“忧郁生疾”,朴素地道出了心理与疾病的关系。战国时荀况的“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臧焉”,阐明了形体与心理的关系。孔子《论语季氏》中“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三益、三损及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讲的都是维护心身健康之道。 3.1 道教是一种神经,是道教的基础 中国古代道教人士大多懂中医,不少道士还行医,如葛洪、陶弘景、孙真人(思邈)、王冰等举不胜举。其中王冰的医学心理思想主要在调神养心以养生及对五志的阐发,可概括为“寡欲、守静、致柔”,可见老庄对他影响至深。《灵枢》原称《九卷》及《针经》,王冰更其名为《灵枢》,据考可能是根据《隋书经籍志》“九灵”之目,结合道家的“玉枢”、“神枢”诸经的名称而更名的。日人丹波元胤支持此说:“今考《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枢》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其中羽,当指羽士也即道士的别称王冰本人即为道教徒在其所注《内经》中也揉进了许多道教思想。而《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载:“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