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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洲针灸医案三则 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继承了家庭研究，收集了明代以前的针灸作品，完成了针灸学发展史的第三次总结。杨氏既是一位针灸理论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行医四十余年的临床家,他的医案是一份宝贵的医学遗产,本文试对杨氏医案作一初步探讨。 一、 辨证论治之法,善于抓住疾病本质,病不治也 杨氏在临床上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疗效,其关键在于“辨证精当,依证立法”,现举其医案具体说明之。 “乙卯岁,至建宁。滕柯山母患手臂不举,背恶寒而体倦困,虽盛暑喜穿棉袄,诸医俱作虚冷治之,予诊其脉沉滑,此痰在经络也。予针肺俞、曲池、三里穴,是日即觉身轻手举,寒亦不畏,棉袄不复着矣。后投除湿化痰之剂,至今康健,诸疾不发。若作虚寒,愈补而痰愈结,可不慎欤!”杨氏不为“虽盛暑反而喜穿棉袄”的虚寒假象所迷惑,而是详诊其脉,细察其形,结合其全身症状,认为此证为表寒里实,痰在经络、风寒外束、阳气不达于外所致,依证立法,拟以“祛寒化痰通络”之法,取针肺俞、曲池、三里穴(足三里)。以肺俞散外寒,曲池以通络,足三里健脾化痰以治生痰之源。因其辨证精当,依证立法取穴,故取得“是日即觉身轻手举,寒亦不畏,棉袄不复着矣”的良好疗效。 杨氏精于辨证,还表现在善于抓住疾病本质,治病求本。如:“戊辰岁,给事杨后山公祖乃郎,患疳疾,药日服而人日瘦。……予曰此子形赢,虽是疳症而腹内有积块,附于脾胃之旁,若徒治其疳,而不治其块,是不求其本而揣其末矣。治之之法,宜先取章门灸针,消散积块,后次第理治脾胃。是小人已除,而君子得行道于天下矣。果如其言,而针块中,灸章门,再以蟾蜍丸药兼用之,形体渐盛,疳疾俱痊”。对这一疑难病症,杨氏不惑于表面之症,而指出病本为腹内有积块。正因为其抓住了疾病的本质,求其本而治之,故针而即效。再如,“己卯岁,行人张靖宸公夫人,崩不止,身热骨痛,烦躁病笃。召予诊,得六脉数而止,必是外感,误用凉药。与羌活汤热退,余疾渐可。-但元气难复,后灸膏肓、三里而愈”。凭脉辨证,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 以上数例,仅仅是择其典型而观其辨证论治之一斑。通过辨证抓住疾病的本质,这是杨氏医案的最大特色,正如他在医案中所指出的:“医者意也,得其意,斯握医之要枢矣”。他正是通过“精思脉理,竞究病源”而很好地把握了这一“要枢”的。 二、 “三阴经”选穴 杨氏重视经络学说,首先提出了“宁失其穴,勿失其经”的观点。例如:“己巳岁夏,文选李渐庵公祖夫人,患产后血厥,两足忽肿大如股,甚危急。……针足三阴经,可以无虞。果如其言,针行饭顷而苏,肿痛立消矣。”此案仅言“针足三阴经”,未讲具体穴位,正是体现了杨氏注重经络作用的学术思想。 杨氏选穴简要,少则一穴,多不过三、四穴。如:吕小山,患结核在臂,针曲池而愈;王念颐公,患咽嗌之疾,似有核上下于其间,取膻中、气海、足三里而愈;王缙庵公乃弟,患心痫疾数载,刺照海、列缺,灸心俞等穴而愈;许鸿宇,患两腿风,日夜痛不能止,针环跳、绝骨,随针而愈。从以上所举数案可见,杨氏用穴虽少,疗效却十分理想,充分反映出他精益求精的医风非凡的学术素养。 三、 针、药、药相结合原则 在杨氏31个医案中,有二例光用药治,未用针灸,皆取得良效,但更多的医案是在辨证的基础上审证处方,对于适宜针灸并用者就二者合用;宜单用针或灸者就单用,绝不呆板偏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针、用灸、用药呢?杨氏在《针灸大成·诸家得失策》中指出:“……夫何喜怒哀乐心思嗜欲之汩于中,寒暑风雨温凉燥湿之侵于外,于是有疾在腠理者焉,有疾在血脉者焉,有疾在肠胃者焉。然而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炳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这里杨氏提出了区别应用针、灸、药的大致原则。观其医案,如王西翁乃爱,颈项患核肿痛,药不愈,取原穴刺之,更灸数壮而愈。此病在血脉腠理,故用针、用灸。而针灸药并用者,从医案来看,较多的是用针灸将某些急性症状控制后,用药物调理内脏,善后以巩固疗效,如:滕柯山母,患手臂不举,针后身轻手举,后投除湿化痰之剂,至今康健,诸疾不发。再如:张少泉夫人,患痫症二十余载,针灸后愈,然后用化痰健脾之药,每日与服,以巩固疗效。然而,这种区分使用方法仅是一个大原则,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针灸药应灵活应用,不可偏废,在辨证的前提下,该用什么就用什么,切不可按图索骥。 四、 辨证论治的原则 通过对杨氏医案的初步分析,可见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辨证精当,重视经络,选穴简要,针灸药并用不偏废等方面。而这些都是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浑然不可分割,而贯穿始终的是“辨证”这一特点。这也说明,辨证论治的原则,不但指导中医其它各科,对于针灸也不例外,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 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