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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刑事诉讼中的白与无 一、 白领与无罪辩护 在刑事诉讼中，自证是指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自身犯罪进行的承认或声明。一般而言, 自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并无限制, 即可发生于侦查阶段, 也可存在于起诉乃至审判阶段;自白提取的主体也无限制, 既可是侦讯机关, 也可是检察官, 还可是法官或陪审团。在大陆法国家 (包括我国) 除特定的诉讼程序以外,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对自身犯罪事实所做的承认或陈述, 无论发生于法庭之外, 还是法庭之内, 它的称谓和性质均具有稳定性, 都属于证据意义上的自白, 法庭内或法庭外自白的区别只在于自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 如果说这种区别对自白存在某种影响, 也只限于庭外与庭内自白, 可能在真实性和可行性程度上的不同。然而, 在英美等国家, 一项犯罪的承认或陈述发生的时空不同, 对程序的影响就不同, 承认或陈述的性质则有质的差异性。在英美等国, 一项犯罪的承认或陈述的性质原则上是以审判阶段为界分的。审判外尤其侦查阶段嫌疑人对犯罪的陈述属于自白, 而审判阶段的陈述则可能是有罪答辩。1 有罪答辩与自白的共存是英美等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突出特征, 尽管在英美国内有将有罪答辩视为审判内 (法庭内) 自白 (judicial confession) 的观点, 但实际上自白与有罪答辩存在质的差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在于有罪答辩之定义, 所谓有罪答辩是指基于控辩双方协商, 被告人对于控方指控的犯罪表示承认或认可, 不再要求利用法庭对抗式审理程序予以抗辩, 并接受法庭所作的有罪裁决。这一有罪答辩的定义含有三项内容:有罪答辩的基础 (双方协商) ;有罪答辩的内容 (认可控方指控的犯罪) 和有罪答辩的效果 (程序性和实体性效果) 。据于此, 在理论上对有罪答辩与自白可作如下区分: (一) 两者产生的依据不同。有罪答辩产生的外在形式或法律形式, 在于被控人与相对方的交易, 英美等国将其称之为一种诉的交易 (plea bargaining) , 具体包括三种交易形态(P.795):一是控方与被告人之间达成的被告人承认控方的犯罪指控, 而控方改变指控的变诉交易 (Charge bargaining) , 在这种交易中控方改变指控可以是降格指控或免去多项指控中的一项或数项指控;二是控方与被告人之间达成的判决交易 (Sentence bargaining) , 即被告人承认控方的犯罪指控, 而控方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三是法官参与的判决交易。或者法官直接介入控辩双方的判决交易, 明示对犯罪的量刑原则, 或者在控辩双方未成达交易的情形下, 法官直接与被告方就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达成交易。以上三种交易形式可合并或交叉运用, 不过上述第一、二种形式较为普遍, 但不论哪一种交易, 都以被告人承认控方指控的犯罪或作有罪答辩为前提, 而这些交易本身也是有罪答辩得以外化的形式和基础。正因如此, 有罪答辩的产生具有双向或多向的互动性特征, 非一种单向性行为的结果。交易的达成出于双方或多方的共同意志和意愿, 各自都处于积极或主动的姿态之中。同时, 既然有罪答辩是一种交易的结果, 因而有罪答辩的作出内化为一种趋利避害的动因, 体现主体对有罪答辩的功利性欲求。 上述有罪答辩的产生机理是自白本身所不具备的。自白的产生并非被控人与相对人达成交易的结果, 而是侦讯人员或其他有权人员讯问的结果, 自白的做出具有行为的单向性和方式的问答式的特征。被控人做出自白的内心起因并非在于趋利 (从宽处罚) 避害 (严厉处罚) 的动机, 既可能是真诚悔过, 也可能是出于无奈甚至受外在的强制做出的。还需指出的是, 在侦查阶段, 由于犯罪事实仍处于隐性状态, 并未获得充分的暴露, 与在起诉和审判阶段有罪答辩的可据以估价的较明确的犯罪指控程度不同, 被控人在决定自白的问题上与有罪答辩阶段被告人的积极主动性不同, 被控人往往表现出犹豫不决, 消极被动的特征。由此可见, 有罪答辩与自白所产生的外部基础和内在心理条件是不同的, 而这种外部基础和心理条件的不同, 又决定了两者所反映的特征不同。 (二) 两者属性不同。在英美等国, 有罪答辩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的意义是程序上的, 而非证据上的。总体上讲, 有罪答辩一旦作出, 并获得控方及法庭认可的, 就具有程序上的意义。有罪答辩的程序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有罪答辩与简易审判程序的必然因果关系。通过变诉交易或判决交易而做出有罪答辩, 法庭将免去陪审团正式听证审理程序, 代之以简易审判程序, 法官直接启动量刑程序, 对有罪答辩者裁量刑罚。有罪答辩导致的简易审判程序是对原有审判程序实质性的改变, “有罪之答辩有舍弃证明之效力。”(P.207)也就是说, 原有控辩对抗式审判程序不复存在, 证据的调查、核实程序不再适用, 有罪裁决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