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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建时代的宗教与信任 宗教和迷信的出现代表了宗教和宗教团体，并以秘密组织起来。这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普遍现象。外国历史暂且不论,以中国历史为例: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即有“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记载;汉末张角起义则以“太平道”定三十六方,提出了宗教色彩浓厚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号;隋末翟让、李密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宋江、方腊起义,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清代前期干脆出现了天理教、白莲教这样以宗教称谓的农民起义。到了近代,达到历史上农民起义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后的义和团运动,更是把宗教的作用和影响发挥到极致。在自始至终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拜上帝会的作用始终是不容忽视的。从起义的酝酿发动、胜利发展、悲惨失败到推行各种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同拜上帝会联系在一起。 那么产生这一现象和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应从封建制度下农民阶级本身的特点(包括生产、生活、意识观念等)、宗教在农民心目中的位置、封建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宗教本身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据的特殊位置等方面去寻找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被束缚在地主阶级的一小块土地上,过着分散落后、自给自足、彼此隔绝的生活。他们“习于顺从、散居各地”,“因而要取得任何共同的协议都困难无比”。这种生产和生活的特点使得他们既迷信落后、崇尚权威,又散漫无羁、互不统属,像马铃薯一样各自为体。在此情况下,要把这些分散、迷信、囿于地方联系、处于隔绝状态下的农民组织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了解,灌输他们以革命的精神。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在宗教领域内,”秘密的宗教团体是把他们组织和联系起来的最恰当的工具与纽带。所以如此,是因为利用宗教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有着以下的有利条件。 一是宗教在农民中历来有一定的根基和影响。封建社会里,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深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尤其是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农民进行的欺骗宣传,如“君权神授”等给认识水平不高的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世纪落后、低下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则成为宗教迷信在农民中流行的温床。而被统治阶级操纵利用的宗教不乏“平等”、“慈爱”的宣传,也容易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宗教的传播形式是农民所熟悉的,利用宗教宣传革命的思想更容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利用宗教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一般来讲,历代统治者对宗教是比较宽容的。或公开倡导和扶持(如佛教、道教等),或默许其活动(如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清末的基督教等)。借传教之机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要方便得多,即使是被统治者取缔的宗教,因在群众中有基础,以它作为宣传和组织的工具也容易受到群众的掩护。因此,宗教组织对封建制度下的农民不失为联系的桥梁和发动革命的恰当工具。 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教神学盛行的时代,各种宗教迷信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政权与宗教神秘地结合在一起,政权赋予宗教以权威,宗教赋予政权以神圣,从而达到对底层群众政治上压迫,精神上愚弄的目的。农民阶级囿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很难摆脱宗教的束缚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冲击当时的社会制度,必先剥去制度身上的那层神圣外衣,即反对封建制度必先反对封建的宗教神权。那么,用什么方式揭去这层神秘的外衣呢?受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可能找到别的、更先进的武器,只能借用他们最熟悉的宗教迷信(只是加以改造更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宗教的语言宣判旧政权的死刑和一个新的救世主的诞生。马克思说:“谬论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窘境。”历代的许多农民领袖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创新运用。 三是利用宗教发动农民革命可以为摆脱了旧宗教的农民提供一个新的精神寄托。在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宗教、没有神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强有力的保护神既可以使农民在精神上有所依托,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与信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披着宗教外衣,以秘密的宗教团体发动不但不足怪,相反它反映了农民阶级在斗争思想、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上的智慧。历史是矛盾的,辉煌的内容包藏在腐朽的外壳下,宗教神秘的外衣里是革命的本质。马克思曾指出:“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一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因此,我们在讨论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尤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简单地视为宗教改革或运动。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领袖人物,饱读诗书、熟悉经史,自然懂得“神道设教”的道理和历史上“符瑞”、“授命”的旧传统及历代农民起义假借宗教迷信号召群众的故事。因此,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现实,洪秀全从伴随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