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地位.docxVIP

论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地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由于它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外联系密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因而研究元史需要更宽的知识和必要的民族语言、外国语言。对于这门“不中不西”的学问,20世纪上半叶涉足的人并不多。屠寄、柯劭、王国维、陈垣虽已接触到域外史料,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乾嘉学派的余绪;稍后,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走出国门,向西方汉学家学习新方法,在史料校勘、名物考证、语言审勘等方面取得过不少成就。总的来说,囿于旧史观、旧方法,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在元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元史研究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三个不同层次的学术梯队形成了整个研究队伍的合理结构,师承关系无形中又把全国许多点结成互通信息、互相合作的网络。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杨志玖等老一辈专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带领一批当年的年青学者进入元史研究领域,在域外史料翻译、资料索引编纂、历史地图绘制、研究领域拓宽等方面作出了成绩。十年动乱后,这一批学者已经成熟,他们又和老一辈学者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思维敏捷的青年学者。近十余年来,第三代学者已经成熟,他们已成为我国目前元史研究队伍中最活跃的力量,肩负着主要的科研任务,并培养新的年轻人才。这三代人,就像传递接力棒似的,经历了我国元史研究的不同里程。 一 《元史纲要》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一个大汉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人们从过去一些历史著作中得到的印象是:元朝是一个“漆黑一团”、野蛮落后的历史时期。建国以来,仍然可以读到持这种观点的历史著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唯物史观在新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老一辈元史专家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对元朝历史的深刻洞察,开始从宏观角度重新评估元史。 早在198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时,韩儒林就说过:“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不科学的。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是历史的进步。”他又说,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乃至落后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看问题,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元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不少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贡献”。(《〈元史纲要〉结语》,《元史论丛》第一辑。本文后来改为《元朝史》前言)翁独健从元朝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南北社会经济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文化科学和中西交流的进步等方面,肯定了元朝的历史地位。他在阐述元朝文化思想时,提出了很新颖的见解:“元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开放,没有听说兴起文字狱。……元代宗教自由,并不用一个宗教压制其他宗教,一律平等看待。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等等并存,与中国历代王朝相比,元朝给人以思想比较解放的印象。”(《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他们的观点是对旧观念的一种更新。这种观念的形成,固然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转变有关,也与元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同样有关。现在,这种观点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在许多论著中,人们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论证。 例如,对元代经济的评估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人们之所以把元朝看得“一团漆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蒙古人的军事占领破坏了经济和蒙古人不会管理经济。建国后这种观点仍有一定的市场。有人认为元代的经济是“逆转”,也有人认为元代“中国经济濒于毁灭”。绝大多数从事元史研究的学者,全面考察了元代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之后,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蒙古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战争的结束,全国渐次归于统一,以农立国的思想确定了,汉族文明与各族文明交融了,元代科技的进步与前代相比毫不逊色。从东北到漠北、西域、西藏、云南,这一半月形地带的边疆开发,正是元代的历史贡献。陈高华、史卫民经过对元代经济深入研究后认为:“元朝的统一,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元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例如纸币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南北海运的开辟和全国驿站体系的建立,棉花的推广和棉织业的兴起,等等,都与统一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后,促使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马雍首先提出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的观点(1980年元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的发言)。汉族文化与各族文化交相辉映,各种宗教兼容并蓄,此疆彼界的消失,中西交通的开拓,元代社会出现了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