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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 太平天国的历史研究在成就卓越的基础上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五件珠宝”之一。进入90年代, 太平天国史研究趋向沉寂, 这固然是由于学者们研究兴趣转移所造成的, 同时也是研究者对其进行冷静思考的结果。2000年后, 学者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挖掘新的史料, 从新的角度写出一批非常有分量的文章、论著。笔者拟从几方面总结2000年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两大历史研究 金田起义爆发150周年前后, 一些学术团体举行太平天国史研讨会, 不少学者提交了相关论文;此外, 部分学术杂志也集中发表了一些专门文章。在这些文章中, 学者们对太平天国史的再认识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等方面。 茅家琦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充分肯定罗尔纲先生所著《太平天国史》的史学价值;其次, 他还讨论了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社会等问题;最后指出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放开视野”, 将它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考虑。此外,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时代特点、与晚清政局关系及宗教问题等四个方面考察太平天国的历史;且进一步提出学者们应该走出“14年 (1850—1864)”的思想束缚, 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太平天国历史。 二、 洪仁和洪秀全的传统文化研究 典章制度研究是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又较难的方面。近几年研究者试图从具体制度着手, 希望通过具体、细致的考察达到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有个相对清楚的了解。代表性的文章有:《太平天国诏命衙简论》、《太平天国水营性质考辨》、《太平天国圣库的嬗变》《奴刑与太平天国刑罚》等。他们具体分析了“诏命衙”、“水营”和“圣库”等制度。 在人物方面, 夏春涛认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国人在探索近代化道路方面的最高水准;但也指出洪仁玕对西方的认识仍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既不能够认识到西学的先进和学习西方的必要, 又不能洞察列强在华的险恶用心, 同时对儒学持温和态度;而后来现实环境直接导致洪仁玕新旧观念的此消彼长, 具体表现为其旧有的忠君思想和宗族意识的日益膨胀。这一时期, 较受关注的人物除洪仁玕之外, 还有洪秀全。王奎、陈萍萍的文章集中探讨了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如王奎指出洪秀全思想从表面上经历了从离异到回归的过程, 但实际上, 他思想的离异只是一种表象, 目的是为了最终的回归, 而回归则一直是他思想的本质所在。 三、 太平天国的财产关系和文化问题 关于太平天国军事方面史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成果。2000年路伟东另辟蹊径着重研究太平天国战争的后勤保障, 他通过对天京粮食供应进行分析, 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天京城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扰, 时时面临粮荒威胁;这是导致天京失守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经济方面有一篇非常独特的文章:《太平天国是怎样与北方平民做买卖的》, 该文对太平军怎样与北方平民做买卖这个问题, 也就是太平军与平民的财产关系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作者认为太平军区别对待平民财物的作法是服从于政治、军事斗争需要, 而平民百姓无偿“贡献”则表现了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 太平军花高价采购百姓物品换来的“平买平卖”使太平军与平民百姓之间形成一条秘密粮食通道。 在文化宗教方面, 蔡承桂、黄培棋通过仔细考证, 认为道教文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促进了拜上帝会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造成了太平天国的二元领导, 种下了“内讧”的祸根。提到太平天国的宗教, 我们不能不提及夏春涛先生的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在这部大作中, 作者强调太平天国宗教有一个不断流变的发展过程, 上帝教在各个阶段的内涵发生了若干变异, 其功能、效应也各有差别。那么如何评判上帝教?他肯定洪秀全借用宗教揭竿造反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同时也对洪氏及上帝教的历史局限与谬误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 四、 文化冲突的原因 区域史研究是沉寂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一个较热的选题。这段时间区域史研究中讨论比较多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德顺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在太平天国初期因为非常需要贤才, 曾与江南士人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互动;但太平天国政权由于缺乏良好文化氛围, 双方始终存在文化冲突的危机, 随时间推移, 逐渐表面化、公开化, 最终导致士人群体离开太平天国。周武则分析了战事对江南社会变迁的影响, 由于江南处于战事中心, 战争导致了江南地区人口的过量死亡和土地的大量抛荒, 同时引发了江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移民, 也促使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条约口岸上海取代了苏州、杭州, 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 而上海的崛起又重构江南的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 江南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区域。更多学者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