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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帮与传统传统合作组织的兴起 社会生活从未是真空的。当社会发展到需要由国家承担起对某一领域的管理、服务等职责而国家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履行该职责,不能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充分的服务时,民众就会从保障与满足自我利益的需求出发而寻找其他形式来“自我满足”,社会上就会出现替代或补充国家行使有关职能的组织——各种民间互助或自助团体兴起。在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领域,情况更是如此。本文将要讨论的两个案例即是18、19世纪中英两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领域职能缺位的直接产物。但在处理与该类组织的关系过程中,两国政府在政策态度与政策措施上却表现出重大的不同。这种国家政策上的差异性,给清帮和友谊会的发展带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归宿。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一 联运水社社组 “清帮起于漕运”,是中国清代漕运水手中广为存在的一种互助组织。它的出现与存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漕运是清朝的经济命脉,“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共有400多万石,运粮的船只经常有12 000多艘,水手有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所谓‘仰食者千百万’”。1漕运水手多来自山东、北直(河北)等地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流民,多为赤贫穷汉。他们在运粮过程中要远行千里,十分劳苦,而待遇又差,仅能勉强果腹,一旦遇到生老病死等天灾人祸,就会陷入严重的贫困之中,且其工作受到漕运季节性特点的限制,在完成一次运粮任务之后,就要回空船在南方(主要为杭州一带)等待大约半年的时间才能有另一次的运输任务。在此期间,众多水手因无雇银而时常出现生计无着、住歇无所、丧葬无地等问题。这些远离故乡、往返于运河之上的水手们,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除随任职变化而经常流动的官员队伍之外的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支职业流动人口,但他们是一支生活毫无保障的流动人口。因为对这样一个群体,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社会都没有为他们的流动生活作好充分的物质保障安排和心理准备:政府没有为水手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缺吃少穿、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困难准备任何形式的救助措施及相应的救助机构;整个社会对流动人口的出现基本上抱持恐惧心理与排斥态度。2 长途漕运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加以官方对水手苛重的盘剥,促使水手们不得不联合起来以共担风险、维持生计。产生于明代,流行于杭州、苏州一带的佛教支派——罗教为当时水手的这种自救活动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依托。该教派宣扬患难相助,并在漕运码头设立庵堂,招待漕运水手们食宿,水手们可宿于庵堂,食于庵堂,若无钱支付食宿费用可暂时赊欠,等重开漕运获得雇银时再予偿付。乾隆前期,在原有庵堂的基础上,水手们又捐建数十庵堂,由年老不能出运的老水手留守,并置买地亩,种植谷类,从事耕作,不仅为那些需要的水手提供住歇服务,还垫给饭食,等漕运再开,水手们拿到雇银后再“计日偿还饭费”。除供给食宿之外,这些庵堂还在水手们生病时供给医药,年老时予以照顾,死后有义冢安葬。这些对无家可归的人,是极为必要的。3于是,这些遍布在运河沿岸的罗教庵堂就成为水手们行走运河的后方根据地与生老病死的靠山。水手们聚集于庵堂中,根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传统观念,以互相帮助求生存,以庵堂为依托自然形成了漕运水手互助性的结社。有人说“清帮直接渊源于杭州的罗教组织”,罗教与漕运水手相结合,就产生了清帮。4 尽管后来形式一再演变,罗教庵堂变成水手帮会,宗教色彩日渐淡化,内部组织管理形式也发生重大改变,但其互助组织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漕运水手的结社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大多社会下层结社一样,都是为了共济谋生,患难与共,“帮丧助婚,济贫扶危”。5帮会通常会在水手们获得雇银之时,要求大家出资捐献,储蓄以做互助之资。对此,道光五年(1825)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复奏粮船水手敛钱侍众大概情形折子》曾如是记载:“闻老管所司每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存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6这一结社组织在满足漕运水手们的基本生活所需,缓解其所面临的生存风险,为他们提供生老病死的照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除生存上的共济之外,清帮还凭借强有力的组织为本集团追求三种经济利益:(1)以整体力量向雇主(即官方)要求更高的雇值(工钱)。在水手的抗争下,工钱从清初的雇值一两,递年增加,渐至十数两,甚至数十两。遇水浅绕行、逆水过闸等事,都要加钱。(2)贩运私盐及硝磺以谋取余利。(3)借助漕船在官修运河上的行使优越权与自身组织力量,向航行在运河上的商船民船勒索买渡钱。7 尽管清帮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但在统治者看来,这样的结社组织对当局来说仍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担心罗教纠集水手会形成反政府势力。从当时的有关奏折中可以看出,尽管当局承认罗教经卷中并“无不法邪语”,却仍然认为“但此等邪教,最易惑众,况粮船水手甚多,皆系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从,亦易齐心生事”,因此,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