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与今、古文经学的论争.docxVIP

通经致用与今、古文经学的论争 传统中国是一个注重“实用性”的社会。孔子弟子子霞所说，“君子有学习之路”和“学而优，为官吏”，包括“学会学习”和“拯救世界和人民”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子夏这一精神的来源, 若不必追溯更早, 至少是发轫于孔子的。学问必欲表达政治述求或经济关怀, 肇始于孔子作《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此后《春秋》尊王攘夷、拨乱反正等微言大义的经学思想, 经过秦汉乃至唐宋历代儒生的阐释与发挥, 形成了儒家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主流传统。尽管这一以学术为治术的治学路数在近代遭受到一定争议, 如梁启超批评说:“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 皆含有主观的作用, 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 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 一切史迹, 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31但可以明确的是, “通经致用”始终是贯穿在晚清今古文经学论争, 尤其湖南近代经学发展史中的一个共通的“目的”。 一、 经世致用尚不一词 子贡曾问孔子:“有美玉於斯, 韫椟而藏诸?求善沽诸?”孔子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91在孔子看来, 儒者之学应当是付诸实用、待沽而售的。藏于书斋、无补于世的是无用之学, 纵使闭门著书卷而怀之, 也只能是无道之世下不得已的权变。“经世致用”的观念经过历代士大夫的宣讲, 渐成一种民族意识。 “致用”一词之源, 首见《左传·庄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