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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和海登卡特重新反思和定义电影 “艺术终结论”:电影的终结 在阅读剧本之前，我们首先看看“电影最终结论”。国际电影保护专家保罗·谢奇·乌塞(Paolo Cherichi Usai)的《电影之死》被翻译成中文,学界没有产生太多回响。他认为“:视频技术证实了这个观点:一个文化的视觉记忆不再需要电影,电影是毁灭中的活动影像的艺术。”1这本小书很可能是中文世界最早明确提出了“电影终结论”的著作。这本书出版前后(英文初版于2001年),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在1996年写了著名篇章《电影的衰落(》The Decay of Cinema)。2003年,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在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做了主题演讲,题目就叫《电影已死(》Cinema is Dead)。格林纳威之后几年在各大电影节上都不断发布这个观点。如果再向前追溯,早在电视兴起时已有关于“电影死亡”的争论,戈达尔曾在电影中声称“:我很乐观地等着电影的终结”。2011年,柯达、富士等公司宣布停止生产电影胶片,“电影终结论”再次成为理论界、批评界和电影业界共同关心的话题,《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斯科特(A.O. Scott)撰文《电影已死》,反思互联网与数字电影兴起造成的电影院衰落2。那么,电影真的死了吗? 在20世纪的哲学界(海德格尔)、史学界(福山)和诗学领域(阿甘·本),也不断传来各种终结论,其中,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艺术终结论”引起了广泛争论(1984),对我们反思“电影的终结”最有启发性。阿瑟·丹托所谓的“艺术终结”,不是指艺术从此“毁灭”、“消失”和“死亡”,而是指艺术完成了它承载的宏大叙事,进入了新阶段。这实质上涉及到如何理解艺术的定义问题。概而言之,所谓“艺术终结”,实质上指艺术完成了被赋予的两个宏大叙事:其一是传统艺术的宏大叙事,即文艺复兴以后产生了“艺术”这个概念(之前的艺术都被叫做图像),艺术家不断用作品来思考和完善什么才是“艺术”,通过思考艺术与世界的再现关系来理解艺术的内涵。其二是摄影术和电影术产生之后,现代艺术的宏大叙事发生了转移,它不再试图再现现实和世界,而是反思自身的媒介特性与价值,丹托认为,现代绘画已解决了反思材料(综合材料、实验艺术和行为艺术)和绘画性(点线面、色彩、观念)的问题,重塑艺术的定义。宏大叙事下的艺术,其特点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只认定存在唯一“历史性正确”的艺术3。因而,“艺术终结论”的本质在于艺术定义及其使命的转变,当艺术完成了某个宏大叙事,其核心定义即趋向终结。再看“电影终结论”,电影用一个世纪就完成了其他艺术用六百年完成的两个宏大叙事:对现实的复制和再现(纪录片和剧情片)与对自身媒介特性的反思(从固定镜头到蒙太奇、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码等),安德烈·戈德罗(AndréGaudreault)和菲利普·马里容(Philippe Marion)在最新出版的《电影的终结:数字时代的媒体危机(》2013)中提出电影正面临第三次重生:默片结束后是第一次重生、电视诞生后是第二次重生,数码技术产生后是第三次重生。 电影没有终结,只是告别了以介质 - 技术为定义第一性的时代。我比较赞同吉尔·布兰斯顿(GillBranston)在《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中的观点“:与其说电影已经消亡,不如说它在不停地变化。”4随着技术与传播方式的变化,电影的边界在不断地移动,定义必然发生变化。法国导演让·雷诺阿(JeanRenoir)就曾说:电影是古登堡活字印刷术之后最伟大的发明,它打开了柏拉图所说的“统治眼球的世界”。彼得·格林纳威也认为,真正发明电影的人不是卢米埃尔和爱迪生,而是十七世纪的画家鲁本斯和伦勃朗。如果电影的定义变化了,那么我们已有的电影史和电影理论必然要重新书写。从“广义电影(”archicinema)来看,传统电影史论只是把“电影”固化为以胶片为主要介质的研究,濒临终结的是这个“狭义电影”5。1895年并非是电影诞生年,电影的定义,或者说“广义电影”的历史至少可以向前追溯200年,法国著名电影活动家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就提出“电影三百年”说法,认为让影像活动起来,从文艺复兴时期基歇尔神父发明“幻灯”时就开始了(1645年)。因此,尽管电影已有足够长的历史,但“电影”的定义依然在新的技术和美学背景下不断修正和自我修正,当年巴赞提出“电影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正在反复提出和回答。 当我们对一部影片产生激烈的分歧,很有可能因为对电影有不同的定义。在研究欧洲电影审查史的过程中,我不断遇到电影与政治、历史和社会的关系6,发现处于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思想家对电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故而在评判影片优劣、阐释影片价值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