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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发押人权利保障研究 一、 未决羁押的宪法适用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超期监禁现象日益严重。事件数量众多，拘留时间长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这不仅大大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被告人的实体权利, 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颇为流行的潜规则——“押判”或曰“实报实销”。所谓押判, 是指法院的判决内容视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而定, 如果被告人被羁押了一定时间, 那么, 法官必须判处被告人拘役或一定的自由刑, 并且至少要超过羁押时间, 否则, 公安机关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反映了法院与公安机关之间基于利益互惠的一种默契合作关系:公安机关的开销需要法官来报销。一般而言, 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越长越可能被判处更重的刑罚, 而一旦未决羁押期限超过实际应当判处的刑期, 法官为了避免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不团结, 就“将错就错”的判处犯罪嫌疑人较高的刑罚。 鉴于此, 如何解决超期羁押就成为司法实务部门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实务部门的思路是进行运动式治理——开展“超期羁押大检查”。2003年5月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统一行动, 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由此在公、检、法系统掀起一场限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运动”。但这种依赖“一乱一治”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各地在清理旧的超期羁押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超期羁押, 存在一个奇怪的“边清边超”现象就是明证。比如, 11月5日, 广东省人大超期羁押执法检查组抵达深圳。经确认, 截至8月25日, 深圳市、区两级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中, 超期羁押人数仍高达740人, 占在押人数的7.3%。 学界所提出的思路涉猎广泛, 大致有如下几种有影响力的观点:根据法治原则将未决羁押改造成一个独立、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而不再依附于刑事追诉 (尤其是侦查) 活动。唯有如此, 超期羁押才可能有效控制。具体而言, 在实体构成上, 未决羁押的适用必须严格依照现行法律的授权加以实施, 在羁押理由、必要性、期限、场所、授权、审查、救济、防御等一系列环节上, 都必须贯彻羁押法定原则;在适用程序上, 未决羁押必须与逮捕实现严格的分离, 独立于刑事追诉程序。但这种思路的可行性必须以获得宪法的支持为前提, 尤其是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因为未决羁押直接涉及对公共权力机构剥夺个人自由行为的法律控制问题。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法律问题, 而是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P236-242) 申言之, 出于维护社会治安、侦查与控诉犯罪行为的需要, 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享有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否具有正当性只能由宪法来解决。但这恰恰是我国的薄弱环节, 这也成为该方案的重要绊脚石。(P241-242) 另外一种观点也是时下讨论比较多的, 借鉴保释理念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但笔者认为, 这不过是解决超期羁押的又一权宜之计。本文在反思保释、取保候审在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局限性的基础上, 认为扶持协商性司法的良性发展才可能是治本之策。 二、 应对保释制度的新要求,提出新的应对措施 在刑事司法中, 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也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在所难免, 这是各国的通例。但由于羁押将对个人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与严重的侵害, 所以, 如何降低羁押率以及如何缩短羁押期限就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重点思考的问题, 比如, 如何对羁押进行严格的法律控制?如何在公共安全允许的情况下适用非拘禁性强制措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更多的自由权利?而非拘禁性强制措施的思考对当下中国尤为重要, 因为我国拥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羁押率及突出的超期羁押现实。鉴于此, 学界提出了直接的解决方案——通过扩大“审前释放”来防止超期羁押, 而引入保释理念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就是该思路的具体措施。 保释自从它产生之初就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在英国, 保释的适用率达到90%以上, 甚至于案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并非是拒绝保释的惟一理由 (当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由于保释带给被告人的不仅仅是一种程序权利,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带来实体利益, 因此, 随着法治理念的普及, 保释作为被羁押人的一种权利在诉讼程序中逐渐取得了诉讼原则的地位。可以说, 一国被控诉者的审前释放率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 虽然我国有与保释相类似的制度——取保候审, 但它们之间无论在性质还是适用范围与程序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我国的取保候审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比如适用比例非常小, 司法机关往往任意的附加法律之外的限制条件, 以海淀区法院为例, 能取保候审的往往限于有北京市户口、有正式工作的人员, 那些外来流动人口很难获得取保候审;还有, 取保候审决定的正当化程度低, 对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事由缺乏必要的、公开的论证程